“我曾經聽小學老師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講到怎么劃分選區、怎么投票選人大代表，我覺得為時過早。”作為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全國優秀教師、全國高校優秀思政課教師獎勵基金獲得者，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陳大文長期從事道德與法治教育研究，主編《道德與法治》分冊教材，兼任教育部“思想道德與法治”分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他看來，大中小學法治教育應該循序漸進、螺旋上升，避免簡單重復：“小學法治教育要緊密聯系日常生活實際，著力培養規則意識。”

隨著我國法治社會建設進程的推進，當前法治教育已經從單純的“普法”，逐漸有了更重要的內涵和意義，也成為思政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教育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聯合印發實施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提出“法治教育要與德育課程緊密結合”，并對小學、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階段如何設置法治課程分別作出要求。

2020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出臺的《新時代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實施方案》指出，要按照循序漸進、螺旋上升的原則，立足于思政課的政治性屬性，對大中小學思政課課程目標進行一體化設計，在政治認同、家國情懷、道德修養、法治意識、文化修養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引導學生做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從小學到大學，理想的法治教育是怎樣的，又如何與思政結合？記者帶著問題采訪了幾位從事法治教育研究的專家學者。

中小學法治教育要與日常生活相聯系

“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共同的目的。”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李芳說，“法治教育不僅是法律知識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思維、法治素養、法治精神的培育。建設法治國家，要有良好的法治社會基礎，這就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意義所在。”

李芳介紹說，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專門開設了“道德與法治”課，高中階段在“思想政治”課設置“政治與法治”必修模塊和“法律與生活”選擇性必修模塊，大學階段開設“思想道德與法治”課作為非法學專業本專科生公共必修課，已經基本形成各學段主線貫穿、互相銜接的大中小學法治教育一體化格局，這也體現出我國教育界對法治教育的認識不斷深化。

受訪學者都提到的是，法治觀念、法治精神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長期學習、訓練和熏陶。

在面向中小學教師培訓時，陳大文發現有的教師對法治教育有畏難情緒。“法治教育對準確性要求高，沒有法學背景的老師起初會覺得很難。但經過幾輪教學以后，他們會覺得很有意思，認為思政課講法治很實在，因為法條都是有規范作用的，能影響孩子們的觀念。”

有位初中教師告訴陳大文，學生學習了八年級《道德與法治》下冊第一單元《堅持憲法至上》后很有收獲。“那位老師說，學生以前以為我們國家是‘主席最大’，學完這一單元后，覺得應該是‘憲法最大’。這種想法很有童趣，也說明他們已經接受了教材中的觀點。”

陳大文說，破解中小學法治教育的“難”，關鍵在于要和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例如，小學生的規則意識主要源于日常生活經驗，與其身心發展能力相匹配的法治教育尚處于啟蒙階段，小學法治教育要側重于生活規則啟蒙。生活規則非常寬泛，其中既有法律法規，也有學生守則、社區公約、鄉規民約，以及公序良俗等。可以結合教材內容，尋找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切入點。

陳大文舉例說，關于“行”的問題就有很多，不限于“紅燈停綠燈行”的交通規則，可以引導學生自己去觀察。“前段時間，關于乘坐自動扶梯要不要‘左行右立’再次引發了廣泛討論。過去我們覺得‘左行右立’可以讓部分乘客走得快一點，但后來就不提倡了。最新版的《上海市電梯安全管理辦法》明確禁止乘坐自動扶梯時行走或奔跑，因為那樣有安全隱患。孩子們在地鐵、商場甚至學校里都會接觸到自動扶梯，可以讓他們在每天的生活中去感受規則的力量和價值。”

在大學課堂要敢于進行理論交鋒

陳大文告訴記者，隨著大學生獨立思考習慣的逐步養成，會有“為什么”的困惑與追問，因此大學法治教育要側重法治價值認同。“教育教學實踐經驗表明，從國家制度和公民權利等方向來選擇不同的法律問題進行討論，引導他們在思辨中求同存異，增進社會主義法治價值認同更加行之有效。”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思想道德與法治”課教師黃佳認為，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深入，青少年法治教育上升到了理念層面。“在大學授課，要讓學生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和西方資本主義法治在價值立場上的根本不同和我們的優勢所在。”

在黃佳看來，教師在大學課堂上要敢于進行理論交鋒，并對現實中的現象給予及時回應。

黃佳舉例說，就“為什么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個前提性問題，教師必須首先給學生解釋清楚。“西方中心主義的理念是錯誤的，在實踐層面不是只有一種法治模式。我國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現實國情，這就決定了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法治模式。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比如西方國家嘗試在某些地區扶植政權，推行他們所謂的法治模式，但是那些地區的文化宗教背景、經濟發展狀況、國民素養和對法治的認知等情況，決定了這種做法必定是失敗的。”

在教學實踐中，黃佳還會聯系熱點時政新聞為學生答疑解惑，獲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學生對民主話題關注比較多，有些同學之前覺得，全民公投不是一種很民主的方式嗎？像這樣的問題，我們就要為學生闡釋，我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體現在每一個階段；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大選看似民主，但是公投只體現在最終的投票環節，至于候選人是如何產生的，有沒有體現全民的意志，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而且西式民主起源于小國寡民的古希臘城邦，那時的公民對于所要投票的內容認知比較清楚，而現在國家的情況非常不同。舉個例子，在英國就脫歐問題舉行公投之后，搜索引擎上還不斷地冒出‘歐盟是什么’這樣的關鍵詞，這是現代國家體量上來之后，全民公投的一個困境。而我們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對于解決這樣的問題恰恰更有優勢。”黃佳說。

大中小學法治教育一體化建設仍有推進空間

華中師范大學從多年前開始探索“同課異構·協同共研”集體備課模式，李芳曾多次主持法治教育方面的大中小學一體化備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教師針對同一個專題一起備課，并由專家提供指導，旨在實現教學的循序漸進、螺旋上升。”

李芳舉例說，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小學教師會通過公告、選票、選民證等實物，幫助小學生初步了解其過程與形式。一位初中教師設計了社會實踐活動，請學生就生活中觀察到的問題向人大代表建言。有的高中教師引導學生圍繞“餐桌上的浪費現象”進行社會調查、提出解決方案，從而探究糧食安全保障法的制定過程。大學教師則會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和比較邏輯為學生講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什么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進而在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較中充分論證“對西方政治制度不可仰視而應當平視”，引導學生理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越性，堅定我國根本政治制度自信。

“雖然大家在協同備課的時候很有收獲，但相比其他專題，法治教育相關專題的備課過程往往就是分享和聆聽，很少有激烈的爭論。”李芳覺得，這說明來自不同學段的教師大多沒有法學學科背景，缺乏法學相關知識儲備，向上對話的能力不足。

陳大文也認為，大中小學法治教育一體化建設近年來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要加強溝通交流，相互學習，通力合作。小學教師‘往后看’，大學教師‘回頭看’，中學教師‘瞻前顧后’，打造大中小思政課教師使命共同體。”

就當前大中小學法治教育存在的不足，李芳從她的角度提出四方面建議。她認為，首先，教師專業性不強背后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培養過程中，對學生的法治教育能力培養重視不夠。“在人才培養方案中，要加大法治教育課程的占比，比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中設馬克思主義法學方向。”

其次，法治教育的社會實踐資源供給不充分。“這涉及學校和地方之間溝通協調的問題。建議由各地教育部門和司法系統聯合發文，共建法治教育實踐基地。比如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覺得某些案件對青少年特別有教育意義，可以編寫法治教育案例集作為各級各類學校開展法治教育的重要參考，學校也要落實好法治副校長的配備，邀請法律工作者等進校園。”李芳說。

第三是對于教育評價體系的建議。李芳表示：“現在的法治教育評價體系還比較單一，主要是通過考試來實現，但其實法治教育的成效體現在很多方面。建議實行多元評價方式，設置‘平安校園’評價體系，將學校學生是否有違紀違法行為、校園霸凌現象等作為重要的評價依據。”

在與各學段教師交流時，李芳還發現大家很需要全國性的共同交流研討平臺。“現在各個地區通過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共同體，組織教師們一起研討，但無法享受其他地方的優秀資源。有中小學教師告訴我，他們也想使用大學思政課老師用來備課的教育部高校思政課教師網絡集體備課平臺。希望教育部相關司局能設立大中小學法治教育一體化教研平臺，匯聚優質法治教育資源，惠及各學段教師。”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魏其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