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當“80后”“90后”為代表的一代農村青年成為父母后，農村家庭教育競爭現象越來越激烈了？在《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11期刊發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分析了農村教育競爭興起的邏輯。

文章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博士尹秋玲2021年在河南、湖北兩省多地縣域農村調研發現，農村社會正在興起一股“擇校熱”與“陪讀熱”，越來越多的青年父母不僅不計成本地將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擇校競爭中，而且寧愿犧牲一個青年婦女的勞動力和勞動收入，也要讓母親返鄉陪讀，不讓子女輸在起跑線上。在尹秋玲看來，不論是擇校中的物質資源投入，還是陪讀所代表的情感陪伴，這都意味著農村側重父母參與的家庭教育競爭時代的來臨。

作者提到，以“80后”“90后”為例，在他們的成長經歷中，每當村中出現了一個大學生，其父母和村民便會帶著極其欣賞的口吻說:“這個娃娃從小就是讀書的料!”若一個孩子未考上，其父母和村民又會說:“他從小就不是讀書的料!”父母和村民并不會將學業失敗歸于他們沒有把孩子送進城、補課或學校老師教學能力不行，而是借“讀書的料”將學業責任歸于學生自身。

而當“80后”“90后”成為父母，支撐“讀書的料”的社會基礎發生了系列變遷，教育責任倫理也隨之朝著家庭化方向發生了重大變遷，而新教育責任倫理通俗地用當下許多陪讀媽媽的話講便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尹秋玲表示，農村的教育競爭現象一直都存在，但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農村青年學生時代的家庭教育競爭并不十分激烈，其主要是以學生個體努力為特色的競爭。但當這一代人成為父母后，農村家庭教育競爭現象越來越激烈，更加強調家長的主動參與，這種激烈化突出表現在資源精力投入擴大化、教育過程介入深度化、競爭行為模式城市化等方面。

例如，“80后”“90后”少年求學時期的教育開支一般僅限于學費和生活費。但當他們成為父母后，一方面，教育開支多元化導致物質投入不斷提升；在激烈的教育競爭中，家長角色從最初提供衣食供養和管教道德品行逐漸轉變為在生活照料、學業監管、行為管教等各方面的深度參與；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父母開始按照市民的教養觀念、培養習慣來培養子女，經濟條件中等的家庭向條件好的家庭學習并追趕其投資標準，而條件好的家庭則把目光投向更大城市的精英群體……

在尹秋玲看來，在推拉兩股力量中，教育責任倫理完成了從“讀書的料”到“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家庭化變遷。即家庭尤其是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責任越來越大，所承擔的角色也越來越多元，家長的教育實力與能力成了決定子女教育資源與服務、教育過程以及最后的學業成就歸因中的核心因素。

從推力方向看，縣域農村教育資源服務在質量上形成了差異懸殊的等級制結構，家長的購買和選擇能力成了學生教育資源與服務的決定因素。從拉力方向看，隨著青年父母不斷在“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后悔呀”中進行自我教育反思與覺醒，以及家庭發展目標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不斷提高，青年父母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越發充分，教育作為家庭發展的渠道也更加關鍵。

尹秋玲繼續分析道，教育責任倫理的家庭化與農民家庭教養目標從“撫育成人”到“培養成才”的轉型高度一致，它直接推動了縣域農村教育競爭現象的興起。

首先，它為父母全面參與子女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價值合理性，讓家長產生了一種厚重的教育責任感，即家長為子女學業不斷付出努力是應該的。

其次，在整個縣域教育資源不斷開放的背景下，它會不斷激發條件較好的父母去主動采取擇校報班、返鄉陪讀等一系列教育競爭行為，并帶動其他條件一般的家長不斷地加入其中。以擇校為例，當有條件的人紛紛通過買房將子女送進城讀書時，沒有條件的家長為了不讓自己的子女落在起跑線上，便會將大量的經濟收入用于給子女報班，希望通過市場影子教育來給學校教育補差，又或者讓務工婦女選擇返鄉陪讀，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來幫助子女學業成長。

最后，整個農村形成了家長不得不返鄉陪讀，或者又不得不將子女送進城的教育競爭的氛圍與環境，由此推動整個縣域教育競爭的興起與發展。

“從農民階層分化與流動的角度來看，教育責任倫理的家庭化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并不止于不斷地引發、刺激并激化以家庭為單位的教育競爭。”文章指出，在“讀書的料”所代表的傳統教育責任倫理中，學生有沒有書讀是國家的責任，能不能考上大學是學生自己的事情，可將此種教育責任倫理所形塑的教育階層流動模式視為一種典型的個體奮斗式。而在“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新教育責任倫理中，學生在哪里上學、能不能考上大學高度依賴父母的經濟能力與文化資本在子女教育過程的參與轉化，如此可將其教育階層流動模式稱為一種典型家庭組織化動員。

尹秋玲最后稱，從學生個體努力奮斗到家庭的組織化動員，教育競爭成為農民分化的重要機制，家庭將代替城鄉二元體制日漸成為生產教育不平等和擴大教育不平等的前沿陣地，這亟須引起整體社會的重視，也有待更多學者對家庭教育與農民階層流動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