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清華園，四位清華人，三年跟蹤式紀實拍攝，紀錄電影《大學》終于在今日（7月9日）全國上映。

紀錄電影《大學》海報。圖/清華大學

“這不是一部清華大學的宣傳片。這是一部讓每個人都能夠從中思考，自己的人生應該怎樣度過才更有意義的片子。”7月3日《大學》上海點映場，清華大學副校長楊斌說道。

高考、畢業、入職、退休……這部電影呈現了清華園里四位站在人生路口的清華人的理想與現實抉擇：剛剛度過18歲生日的“00”后嚴韞洲，歷經高考、一波三折地考入心儀的學府；在園子里攻讀九年的博士畢業生宋云天，經歷一番抉擇，揮別象牙塔，堅定去往基層踐行“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旅美十年的“哈勃學者”蔡崢回國入職清華大學天文系，大膽提出“仰望星空”的設想，積極推動要為中國制造一臺世界領先的寬視場光譜巡天望遠鏡；年逾八十的院士錢易迎來了她的榮休儀式，但她依然躬耕于三尺講臺教書育人步履不停。

記者了解到，團隊三年來拍攝素材超過1000小時，而最終呈現在熒幕上僅110分鐘。電影主角之一清華大學天文系教師蔡崢后來發朋友圈寫道：“電影里都是普通人，沒有明星，但《大學》的里里外外、《大學》的傳承，以及‘頂天、立地、樹人’之精神，都能在片子中找到，它是我們新時代的寫照，也宣告著這個新時代，咱們‘每個人的理想皆耀眼’。”

據悉，《大學》為全清華創作團隊，三位導演孫虹、王靜、柯永權均來自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目前，孫虹和王靜在清華大學攻讀博士。電影上映前一天，新京報記者對話孫虹、王靜，聽她們講述電影從角色選取到拍攝過程中那些曲折的、不為人知的幕后故事，以及熒幕110分鐘之外，那些打動她們的細節，和作為導演的沉淀及思考。

■ 對話

聚焦四位清華人面對不同人生境遇時的抉擇

新京報：為什么會做這樣一部電影？是怎么關注到大學這一題材的？

孫虹：這部電影從2018年開始策劃。大學在人生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結合我自身經歷，在做選擇或是遇到困難時，很多力量都來源于大學時期學校的滋養和塑造。大學到底是怎么影響青年人？我們就帶著這個問題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尋找答案。

之前我們做的很多紀錄片，題材關注的是相對小眾的群體，如果真正能夠做一部紀實電影，關注大學校園、關注當代的青年人，題材是新鮮的，也有一定挑戰性。

新京報：影片中四位主角是如何選取的？

孫虹：要更好地詮釋大學的精神，我們在最開始策劃時就希望能夠拍一個群像。大學最重要的功能是育人，所以教與學雙方主體——教師與學生也都不能缺少。同時由于拍攝時間跨度很大，我們希望能拍到人物人生中的一些重要轉折和身份變化，所以在選擇人物的時候，會選擇那些正好處于身份轉變或人生岔路口的角色。

我跟拍了大一新生，希望能展現一個高三學子一步步成為一個大學生的狀態。當時在尋找拍攝對象時，一些中學老師推薦了一些成績不錯、有意向報考清華，同時心理素質比較好的學生，但當時我們并不確定這些同學是否都能夠如愿進入清華，所以當時有跟拍過多個學生。而其中嚴韞洲這段時間的故事相對比較曲折，我們就保留了他這段比較鮮活的素材，入學之后也一直跟拍。

電影《大學》主角之一嚴韞洲。圖/清華大學

邀請蔡崢老師參加拍攝還是比較順利的。我們當時希望找一個可能會入職清華的教師，也拜訪了一些當時正在求職的老師，在和蔡老師溝通的過程中，一下子就被他所從事的天文事業吸引了，覺得這真是一個又孤獨又浪漫的事業，要跑到荒無人煙的地方進行觀測，同時他也擁有回國做事的理想，我們覺得他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拍攝對象。蔡老師也比較開放，順利同意了我們的拍攝。

電影《大學》主角之一，清華大學天文系教師蔡崢。圖/清華大學

王靜：我跟拍的是畢業生宋云天和錢易老師，他們倆都在清華生活了相對較長的一段時間，同意拍攝的過程也都比較曲折。

電影《大學》主角之一宋云天。圖/清華大學

我們2018年開拍，宋云天給我印象比較深刻。2014年他擔任清華大學校學生會主席時，特別注重為同學爭取權益，包括通過提案爭取到為學校一個操場裝上了燈，方便同學們晚上打籃球、活動；他卸任以后，還在一幢宿舍樓下設置了一個“解憂雜貨信箱”，我當時覺得這個創意很好，還很羨慕那幢宿舍樓的同學。印象中宋云天是一個特別愿意為同學服務、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后來我也漸漸聽說了他對于未來去向的選擇，他對于理想的堅持和執著也很打動我們，所以我們把他作為想要爭取拍攝的第一目標。但是一開始并不順利，宋云天拒絕了我們幾次，后來經不住我們軟磨硬泡，他就同意了。

錢易老師是最后一位同意拍攝的主角。最初我們向她正式發出了兩次邀請，她都拒絕了我們。錢易老師有一定知名度，平時也會有節目邀請她，但她認為，清華還有很多其他的值得敬重的老師，她希望能夠把鏡頭對準清華其他的大師。但是，她越是拒絕我們，我們越是覺得她這種謙遜的品格格外打動人。我們三位導演也都上錢易老師的課，當時我們擬了一封手寫信，告訴她我們都是她的學生，特別希望能夠通過她去呈現更多清華老一輩先生們的故事。最后在2018年12月31日，她終于給我們發信息了，說“明天你們來我辦公室”。2019年1月1日，我們得到了最好的新年禮物：她終于同意拍攝了。當時我和小虹（孫虹）走出環境學院辦公室的時候特別開心，我當時手里拿著一個玩具膠卷相機，還拍了一張環境學院的照片作為留念。但她答應我們也是有條件的，就是一定要以她為線索，去呈現更多清華園內值得尊重的大師。后來我們在拍攝過程中，也是這樣努力踐行的。

電影《大學》主角之一，年逾八十的院士錢易。圖/清華大學

新京報：三年來是每一天都和被拍攝者待在一起嗎？拍攝節奏是怎樣的？

孫虹：其實跟拍過程中需要花很多時間跟拍攝對象相處，還要想辦法讓拍攝對象和他周圍的人適應攝制組的存在。剛開始磨合的那段時間，拍攝密度很大，因為紀錄片最重要的是要讓拍攝對象忘記攝影機的存在，讓他們適應劇組，最好是他們已經完全不在乎我們是否在場了，所以，為了迅速地熟悉和信任，我們有事沒事就經常去跟他們待在一起，這個過程最少也要兩三個月時間。

熟悉之后，我們才會調整拍攝節奏，按照我們對于人物的理解，以及我們所關注的核心線索去拍攝。平均下來，每一個人物一周至少有一次拍攝，有的時候更密集一些。

三年拍到上千小時素材 大量故事被舍棄

新京報：三位導演及團隊如何分工？

孫虹：我們團隊有三位導演，我和王靜主要跟拍人物線索，柯永權導演主要跟拍清華園內的日常。雖然人物故事很重要，但我們還是想要展現大學環境和人物之間的關系，柯永權就會用非常有洞察力的眼光去觀察校園的運行，去展現一些可能會被忽略的幕后故事。包括人物與人物轉場之間的片段、清華園的大師們對于一流大學如何培養學生的思考，以及一些清華科研的傳統和最新的實驗室等，這些都是小柯在日常拍攝中積累下來的非常寶貴的素材。

新京報：三年拍到了多少素材？最后呈現只有1個小時50分鐘，這些素材怎么取舍？

孫虹：三年共拍了1000多小時的素材，確實還有很多很感人的細節，因為篇幅有限沒有辦法放進片子里。110分鐘平均到每個個體故事也就20多分鐘，就需要做很大的取舍。

王靜：有挺多遺憾被舍掉的素材主要發生在宋云天和錢易老師身上。我們對宋云天去到基層以后的素材做了簡略處理，只在末尾給了少量的篇幅呈現，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拍，其實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拍攝他在基層的生活，并且當地政府給了我們很大支持。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去到了一個跟他過去生活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并且也遇到了很多困難，甚至是帶有矛盾沖突的故事，這些素材非常珍貴。但最終沒有把這些用進去，主要原因是這些故事是相對獨立的，和整個影片在結構和內容協調上會有一些小問題，因為篇幅所限沒有辦法完整展現前因后果，而如果只呈現其中一部分，就會造成曲解和誤讀，甚至影響當地百姓生活，我們不希望這樣做。

還有錢易老師身體力行去湖北做生態調研的素材也被舍棄了。在接收到一些比較緊急的文件時，80多歲的錢易老師坐在抖動的車廂里，戴著眼鏡看材料，這個場景讓我印象很深，她除了是一位老師，也是一位院士，一生為國家的環境保護事業做自己的貢獻。這個故事如果要完整呈現，又要占據大概15分鐘，所以最后也不得不舍棄了。

新京報：這四個人物身上有何共性？“大學之道”在他們身上是如何體現的？

孫虹：嚴韞洲讓我看到了學霸對于學習的真正熱愛，對他來說，學習不是一種壓力和負擔，而是比較純粹的事，是不斷挑戰自己去解決未知的過程，讓我很佩服。

錢易老師身上，最關鍵的兩個字就是“傳承”。她會在過年時去給老一輩的、比她還要年長的老先生們拜年，片子里記錄了她去拜訪100多歲的許保玖先生，我們有拍到一個鏡頭是許先生的屋子里掛著一幅畫，畫的落款是“學生錢易贈”，這讓我很感動，那幾個字仿佛讓我看到了還是一個學生模樣的錢奶奶，她從她的老師們的手里接過了教書育人的使命，這就是一代一代的傳承。

蔡崢老師和宋云天都是眼里有光的人，他們身上那種家國情懷給我很大觸動，讓我覺得現在的青年人不是獨善其身，而是會為了心中理想去不斷努力，看完他們的故事對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王靜：影片片尾呈現了錢易老師到湖北幫工程院做生態調研的一個橋段，當時當地政府官員感謝她去指導座談，對她說“謝謝您錢老”，然后她笑著糾正說，“叫我錢老師，給我加一個字就行。”其實錢易老師德高望重，她本身是非常杰出的院士，同時也有家學淵源——她是國學大師錢穆的女兒。而從這個細節看出，她始終對當老師、教書育人這件事非常有自我認同，一輩子不論取得多大成就，都保持謙遜。她那種行勝于言、不愿意過多自我宣傳的大師風骨是很顯著的。

蔡崢老師一個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橋段是，當時他還沒有完全回到國內，先回來辦一點事還要再到美國去，所以當時他買了往返機票，但其實他那時回國的愿望已經非常迫切了，他就說“希望能夠買一張回國的單程機票”。這句話非常觸動我，他想要個人發展，但是他更想把個人發展和國家發展結合在一起才有意義。他一回國，馬上就提交了申請書，前段時間已經成為一名預備黨員。這個過程中，我們能真實感受到這種家國天下的情懷。

真實的力量會穿越屏幕

新京報：四位主角目前狀態如何？

孫虹：我們和主角都保持了比較好的聯系。嚴韞洲馬上要升大四了，他也有加入一些計算機系的課題組，把學習的知識用于項目實踐；蔡崢老師作為青年教師，一方面要給學生上課，他今年還帶學生到河北興隆一帶去觀測星空，另一方面他也有科研的壓力，但同時，他還要關心望遠鏡，最新消息是，望遠鏡項目已經跟青海省政府簽約，臺址確定將落戶在青海冷湖，就是影片中蔡崢老師指出的那個地方。

王靜：錢易老師退休前后的狀態比較穩定，退休之后還是上課，還是心系著學生、放不下學生。宋云天的狀態有了比較大的改變，在影片制作結束時，他當時是河南省輝縣市前姚村第一書記，后來因為“隔壁”鎮有所需要，他現在已經在擔任河南省輝縣市孟莊鎮鎮長了。我們在發布宋云天的那段預告時，很多當地的百姓都出來“認領”，說“這是我們鎮長”，我能夠從這些評論中感受到，他去了孟莊以后還是挺被“愛戴”的，這種感覺很奇妙，他明明只比我大一歲，但我聽到別人叫他宋鎮長的時候，我覺得他好像已經50歲了。最近也跟他有過聯絡，問他在做些什么，他當時說那天上午去做安全生產檢查，還有一些污水治理、廁所革命、修橋鋪路、招商引資的任務，另外，打擊犯罪、掃黃打非、協調老百姓關系等等，都是他要考慮的，他在鎮里工作非常非常忙。另外，他和他女朋友仍然在一起，關系比較穩定，每天都會和女朋友通個電話。他有次開玩笑說，“忠孝不能兩全”，他很難有時間陪伴家人、陪伴女朋友，這個過程中，他們毫無疑問是有所犧牲的。

新京報：《大學》采用了紀錄片的呈現方式，不能預測和設計劇情，你們在拍攝之初會擔憂素材不夠戲劇性、故事比較平淡嗎？

孫虹：我們在拍攝過程中每天都處于這樣擔憂中。用這樣的拍攝方式，其實就是在等待生活中的故事發生。最開始時有挺大的不確定性，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片子最后會長成什么樣。

這三年中似乎發生了一些波瀾，并沒有多么曲折或者有戲劇張力，但最后成片其實是超出我的設想和期待的。我們堅持的這種紀實的方式本身是有力量的，會讓影片有比較高的情感濃度，比如說宋云天在做決定時那種糾結，會直接穿越屏幕，讓觀眾直接感受到。這也是我們堅持做紀實影像的一個原因。

新京報：這部影片作為給清華大學建校110周年的獻禮，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00周年獻禮《無問西東》。兩部電影之間的關聯和不同之處是什么？

孫虹：兩部影片都是講述了幾個清華人的故事，用人物故事去展現更宏大的主題，展現人物身上的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不同之處在于，《無問西東》是用劇情的方式講述歷史人物，《大學》是用紀實的方式講述當代人物、當代清華，同時也更希望把清華作為一個整體去刻畫。

新京報：《大學》目前排片率不高，覺得意外嗎？

孫虹：這個排片率比意料中的還要低。確實紀錄片本身在市場環境中不是被優先排片和考慮的，暑期檔也有很多國產片會上映，但我們還是希望每個城市至少能有一場排在比較好的時段，能夠讓想要看《大學》的這部分觀眾滿足觀看的訴求，我們也呼吁喜歡這部影片的觀眾可能的話去買一張票，讓影院看到是真的有觀眾想看這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