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江西峽江縣幼兒園的小朋友在閱讀繪本。新華社發

河南安陽，幼兒園小朋友在西裴村兒童游樂場玩耍。新華社發

江蘇如皋市下原鎮下原幼兒園小朋友在油菜花田間畫畫。徐慧攝/光明圖片

浙江長興國家氣象觀測站，科普志愿者向龍山街道中心幼兒園的孩子介紹氣象知識。新華社發

在北京大興區的一處小區廣場上，一家私立幼兒園招生教師郝蕾，不停地散發招生宣傳單。兩天后，她又出現在附近的超市門口，樹起了幼兒園招生廣告牌，坐在旁邊等待家長前來咨詢。

這幾個月，郝蕾的主要任務就是招生。但結果不如人意，“一天只有兩三通咨詢電話，來園參觀體驗的寥寥無幾”。郝蕾表示，前幾年排隊預約來園參觀的場景，“恐怕再難出現了”。

目前，幼兒園招生到底是何種情況？新生人口數量持續下滑背景下，幼兒園又該如何應對？記者走訪多家幼兒園進行調查。

學前教育資源存在結構性錯配

新生兒減少，學前教育最先受到沖擊。

教育部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8.92萬所。而《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9.48萬所。

在這波沖擊中，民辦園更是“首當其沖”。

從2019年開始，大連市某民辦幼兒園園長劉媛媛微信群里，已陸續有民辦幼兒園出兌轉讓的消息。生源數量下降，就無法支付員工工資、房租水電等運營費用。有民辦園園長估算，生源數量下降一旦超過25%，幼兒園就難以維持，只能被迫關停。

天眼查數據顯示，國內企業名稱、經營范圍含幼兒園、托兒所的企業注冊數量，自2000年來一路增長超過200%，2022年出現了近十年來的首次下滑，同比降幅超32%。

民辦園從擴張到萎縮，似乎就發生在這幾年。2021年8月，北京朝陽區入園登記報名服務平臺信息顯示，朝陽區目前仍有136家幼兒園尚有富余學位，一些幼兒園學位還剩上百個，這些沒招滿的幼兒園中包含大量民辦園。

但是，在老牌公辦園集中的區域，招生依舊火熱。

記者到訪北京市西城區三教寺幼兒園時，正值戶外活動時間，孩子們正在操場鍛煉。三教寺幼兒園園長王嵐告訴記者：“北京各區幼兒園學位供需不均，遠郊區縣相對均衡，中心城區空間場所有限，現有的入園壓力依然很大。”

對于王嵐來說，生源數量減少的表現是，教室等資源逐漸寬松。她正計劃將園內的“半日班”恢復成“全日班”，“這僅僅是入園資源緊張的老城區恢復正常的過程”。

有一個大背景是，針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更加凸顯的“入園難”，國務院連續推出3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增加總量、調整結構、提高質量是重點。

2021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門下發《關于實施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意見》提出，到2021年基本建成廣覆蓋、保基本、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80%左右。

“在一些地方，‘入園難’剛剛得以解決；在另一些地方，也確實存在‘一孩難求’。這兩種情況并存。”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所長洪秀敏看來，幼兒園出現招生困難，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學前教育資源存在結構性錯配問題。

生源減少不是新鮮事，避免師資流失迫在眉睫

向日葵玉河幼兒園位于北京中心城區的胡同里，是一所普惠制幼兒園，每年預計招收3個小班，每班滿額25人，共75人。與公立園不同，即便地處老城區，保住生源也是不得不考慮的事情。

“生源減少不是新鮮事兒。近幾年，適齡幼兒入園已經出現遞減。”向日葵玉河幼兒園負責人劉亦歌坦言，自幼兒園成立至今，沒有一年招滿過。

“好在開園第一年，我們接收了不少因其他幼兒園裝修轉園過來的孩子，不然目前在園幼兒會更少。”劉亦歌慶幸，作為普惠園，收費相對較低，每個月政府會根據實際入園人數給予補貼，按照每生每月1900元的補貼標準。

劉亦歌說，目前幼兒園尚能達到收支平衡。如果再少一個班生源，意味著有一個班里的教師沒有了收入保障，“這種關聯很明顯”。

在策劃今年秋季的招生方案時，劉亦歌依然不樂觀，“很可能又無法完成”。“我們希望能夠向下延伸招收兩歲孩子入園，彌補招收小班生源不足的問題，把閑置教室等資源充分利用起來，避免出現培養了多年的教師流失，同時滿足家長們對托育的要求。”劉亦歌說。

劉亦歌一直想招收托班，但沒能如愿。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兩間閑置的教室里，教具玩具一應俱全，蓋著塑料布。

“向下延伸”托育服務，增強按需有效供給

當生源變得稀缺，幼兒園開始“向下延伸”，進行托育探索。在2023年全國兩會上，“托育”話題再次引發熱烈討論。

上海市教委的數據顯示，到2022年年底，已有超過50％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其中超過一半為公辦園。上海、深圳、杭州等地也在探索幼托一體化試點。

“上海等城市公共服務發展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兒園的學位出現了空余。”洪秀敏還透露，2019年，一項對13個城市入托供需的調研顯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這種意愿，在大城市特別明顯。”洪秀敏說。

一邊是家長有需求，另一邊是幼兒園有空閑資源，為何不能一拍即合，向下延伸托育服務？多家受訪幼兒園都稱今年均有辦托班的計劃，但還未通過教育部門的許可。

有幼兒園園長坦言：“一般來說，3至6歲的學前教育歸教育部門管理，但是0至3歲托育由衛健部門管理。衛健部門對推動幼托一體化很積極，但教育局往往更希望幼兒園生源減少后，優先解決大班額、就近入學等問題。”

對此，洪秀敏建議：“應盡快理順托班管理機制，明確教育部門和衛健部門職責。如由教育部門負責準入審批和業務指導，衛健部門負責備案。兩部門聯合發力發文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加強對行政區域內幼兒園托班的綜合監管和質量檢查。”

洪秀敏還提醒，各地應及時調研和預判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在托育服務類型、年齡、內容、形式、價格、距離等方面的不同需求與特點，根據實際情況增強按需供給、有效供給，在持續擴大托育供給總量的同時，著力發展就近普惠托育。

“政府部門可通過土地優先保障、稅費減免、專項補助、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各類普惠性托育機構的建設發展，建立多主體、靈活多元的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體系。”王嵐也建議。

“學前教育領域，‘跑馬圈地’‘漫天要價’的快速發展時期已經過去了，正在擠出水分。”劉亦歌表示，新開設托育確實可以抵消人口數量降低給幼兒園帶來的沖擊。幼兒園也不能只靠吸收存量維持運轉，提供高質量教育的服務，始終是幼兒園的生命線。

“‘向下延伸’提供托育，不是幼兒園的簡單轉型。事實上，0至3歲托育工作對幼兒園將提出更高的要求。”劉亦歌說。

積極應對學齡人口變動

（作者：張源源，系東北師范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人口變動新形勢及其帶來的影響受到普遍關注，而出生人口下降對學前教育產生的影響早已顯現，爭搶生源的現象時有發生，部分城市幼兒園也出現招生困難的現象。

各類幼兒園的經費來源有差異，在生源爭奪戰中的處境不同。普通民辦園主要經費來源是保教費，需要支撐房租、教師工資和日常運轉等支出；除了保教費外，普惠民辦園還能夠獲得政府的生均補貼；公辦園能夠獲得人員性經費、生均補貼等全方位經費支持，也能正常收取保教費。因此，在這場生源爭奪戰中，普通民辦園因不具有保教費的價格優勢而更容易出局。

幼兒園關停使大量的教師離職。生源規模下降導致經費壓力增加，極易引發學前教師待遇降低或工作負擔加重，導致教師離職。此外，對于部分向早教機構或托育服務機構轉型的幼兒園而言，要求教師具備幼兒教育與托育服務的雙重職業標準，不勝任的教師也應離職。實際上，當前大部分學前教師的聘任方式為合同制，公辦園有編制的教師也極少，一旦因生源變化導致教師需求下降，學前教師職業的不穩定性進一步加劇。這致使學前教師崗位的吸引力堪憂。

部分幼兒園招生困難，也引發了城市居民學前教育成本的上升。對于部分老舊城區及適齡兒童分布較分散地區，幼兒園的關停會降低區域內學前教育服務的供給水平，帶來幼兒上學距離變遠的問題。而如果幼兒家長想通過買房、租房等方式實現就近入園，必然會增加家庭支出。生源萎縮使民辦幼兒園辦學的規模效益降低，生均辦學成本上升。我們對南京某社區民辦園的調查發現，保教費加上延時服務費和特色課后班費用后，每個孩子一年的費用總額高達4萬元。

當然，學齡人口的減少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公辦學前教育資源緊張的局面，使學齡兒童進入公辦園的機會增加。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一線城市某公辦園2019年核定招生數為120人，報名人數超過1000人；2022年，同樣的招生數，報名人數下降為500人。此外，為了增強競爭力，許多幼兒園將會通過減少班級規模、優化師資配置、強化發展特色和多樣化教育服務等措施來進一步提升保教質量。部分幼兒園為了避免關停，逐漸變成托育機構或托幼托育一體化服務機構。

從目前看，學齡人口減少的趨勢將持續。其對學前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如何應對學齡人口減少帶來的影響，成為必須直面的問題。

在城市內部，因人口密度、人口結構和流動狀況有差異，不同類型區域受到的影響不同。應基于城市居民分布和人口結構，精準預測各區域學齡人口的變化趨勢，統籌規劃學前教育資源配置，在區域內實現教育資源盈缺互補。

對于人口居住較分散和老年人口比例較高的區域，最先面臨生源減少的壓力。為了提供基本的民生服務，應保留部分幼兒園，并積極引導幼兒園向托幼托育一體化機構轉型，為城市居民提供高品質的學前教育服務。對于人口相對集中和以年輕人為主的區域，生源相對充足。應逐步增加公辦園學位供給，提升學前教育服務水平。對于人口密度有增大預期的區域，應增加教育資源投入，按需擴建、新建幼兒園，緩解人口高峰入園壓力。

為了保證普惠園能夠正常運轉，應轉變生均撥款的經費支持方式，以在園幼兒人數、班級數和一所幼兒園必要的經費支出等綜合核定補助標準，保證生源下降后一部分保基本的普惠園能夠生存發展，使城市居民在不增加保教費的前提下有均等的機會進入高質量的普惠園。生源下降并不意味著城市能夠減少學前教育經費投入，而應及時調整經費投入方式，保證學前教育服務水平能夠穩步提升。

為了實現學前師資的供需平衡，應及時調整學前師資培養規模和培養方案。提前預測學前師資的需求總量，并據此調整培養規模，避免培養的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畢業后面臨失業或更換職業的現象。同時，應根據托育服務的需要調整培養方案，使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素質結構能夠同時滿足保教和托育的需要，提前為托育服務儲備人才。

此外，學齡人口的變化，在城市和農村呈現出不同表現。目前，隨著學齡人口密度持續減小，鄉村地區出現大量小規模幼兒園，形成了“點多、面廣、規模小”的分布格局。由于規模過小，許多保教活動難以開展或效果不佳，保教質量受影響；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將進一步降低，入園成本將變大。如果鄉村幼兒園進一步減少，那么偏遠地區幼兒“入園遠”等問題將逐漸凸顯。由于地理位置、工作條件、編制供給和綜合待遇等不具有競爭優勢，鄉村幼兒園優質教師配置成為學前教育發展的短板。這種狀況并不會因學齡人口下降而得到緩解。

在積極應對學齡人口變動帶來的挑戰時，應將鄉村學前教育面臨的問題與城市分別對待，為公辦園按需核定編制，提升學前教師崗位的吸引力；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健全多級財政分擔機制；充分挖潛可用資源，利用好鄉村小規模學校閑置校舍。總之，應尋找符合鄉村特點的解決之道，使學前教育資源布局能夠匹配學齡人口的空間分布。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