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北京市中小學已進入假期時間。組織全校教師職工學習、開展“十四五”規劃研討……早在暑假開始前，北京市延慶區第一中學黨委書記、校長陶汪來的待辦事項就已經列了一長串。幾乎沒有休息時間的他說，“累，但是累也快樂。”

2013年，在安徽合肥工作了近20年的陶汪來進京“取經”。作為北京市引進的教育高端人才，他來到位于海淀區的北京市育英學校，歷任該校高中部校長、航天校區執行校長。三年后，陶汪來被延慶區教委引進，擔任延慶一中黨委書記、校長。

始終抱有“改變一方教育”的夢想，陶汪來在延慶一中付出了諸多努力，如今該校辦學實力已躍居北京市郊區同類學校之首。同時，他將黨組織建在教育教學一線上，不斷推進黨建工作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延慶一中的黨員隊伍進一步優化，教師隊伍素質明顯提升，政治課教師和德育干部中黨員占比超80%，骨干教師中黨員占比達70%。

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關于表彰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的決定》正式公布，陶汪來被評為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成為北京教育系統唯一獲此殊榮的校長。

陶汪來就黨建工作作報告。受訪者供圖

離開海淀到延慶，只為“改變一方教育”

新京報：當時從安徽合肥來到北京海淀，為什么2016年又選擇離開海淀到郊區工作呢？

陶汪來：當時到海淀其實是抱著“取經”的想法，海淀可以說是全國基礎教育的高地，本著學習的態度我來到了北京市育英學校。在海淀區我學到了很多先進的教育理念，結合多年積淀的管理經驗，在工作中積極踐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隨著對北京教育的深度了解，我發現首都基礎教育發展是極不均衡的，尤其是郊區的教育短板很明顯、很突出。北京要想成為全國基礎教育的“首善之區”，不僅要把主城區的基礎教育做好，更要把郊區的基礎教育補齊。

延慶是北京最遠的郊區，教育基礎比較薄弱，當地人民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愿望。

從我個人經歷來說，我經歷了多所示范學校、多崗位的歷練，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教育教學和教育管理經驗。很想把這些經驗好好地發揮出來，所以，本著“改變一方教育”的夢想，本著為北京基礎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我從海淀來到了延慶。

新京報：放棄海淀的優越條件去郊區工作，當時如何面對來自親朋好友的質疑和壓力？

陶汪來：說實話當時很糾結。來北京之前，我連延慶在哪都不知道。這個地方真的太遠了，交通不便，經濟也不發達，思想比較封閉。

當時跟家里人溝通，大家都反對。一方面，海淀的校長到郊區工作，多年來沒有先例；另一方面，延慶是遠郊，要想“改變一方教育”不能僅僅依靠夢想，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改變一方教育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就能做到的。

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定很大。后來想了又想，黨組織多年來的培養，我不能辜負組織，關鍵時候應該頂上去，另外，我的骨子里也一直有著執著的教育情懷，還有延慶區委、區政府、區教育兩委求賢若渴的心情，執意辦人民滿意教育的信心和決心深深打動了我。所以最終我還是扛住各種壓力毅然決然到了延慶一中，而且，一干就是五年。

每天在校門口迎接師生，風雨無阻

新京報：初到延慶一中，跟你想象中有何不同？

陶汪來：來延慶之前，我覺得延慶雖然是郊區，即使跟主城區有差距，差距應該也不會太大。但實際到了延慶之后，發現還是有很大差距。延慶位置比較偏遠，外來流動人口也比較少，環境比較安逸，生活和工作的節奏都比較慢，現代化氣息不濃，教職工的改革創新意識比較淡薄。

到延慶一中之后，我秉持“改變可以改變的，改變必須改變的”的工作思路。首先從建立一系列的規章制度開始，從教師的常規職責到學校的常態化管理，各個方面都有涉及。其次就是以身示范，我自己做榜樣，去激勵大家。從到延慶一中的第一天開始，我就每天最早到學校，在校門口迎接老師和學生。每天晚上10點放學，送走最后一波師生我再離開。無論是天晴還是下雨，我都會在。沒有節假日、沒有寒暑假，真正以校為家。

陶汪來在學生宿舍給學生輔導。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看到你這樣做，老師和學生是什么反應？

陶汪來：剛開始就我自己，還有我要求的領導干部和老師一起在學校門口，后來慢慢地老師們都主動參與進來了。

學生也是一個慢慢熟悉的過程。剛開始他們都有些拘謹，也不敢打招呼。現在好多了，看見我和老師們在校門口，都會很自然地擊個掌，或者給一個眼神，有時甚至會主動上來擁抱我一下。

新京報：你和學生日常是什么樣的相處模式？

陶汪來：我覺得比起師生更像是家人之間的相處。我基本上全天都在學校，他們就像我的孩子一樣。趕上雙休或者節假日，有的學生不回家，我跟他們一起在學校吃住、學習、生活。

在食堂相遇，他們會很開心地跟我一起吃飯。有的男生就把我當大朋友一樣，拍拍肩膀，聊聊天，跟家人一樣。聊天也比較隨意，最近飯好吃不好吃、價格貴不貴、學習壓力大不大、有什么困難，這些我們都會聊。后來他們看見我，會主動跟我說，“校長我這兒有個問題你幫我解決下”。

讓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有一個女生。她性格比較內斂，但成績挺好，我只是到她班上聽課，但對她不是很了解。2019年高考第二天，早上考化學，她在學校里到處找我。遠遠看見我飛奔過來，與我擁抱，開心地說，“今天我一定能考出好成績。”

陶汪來到班里指導學生功課。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在延慶一中的這幾年，你帶給學校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陶汪來：第一個是絕大部分的教職工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無論是對學校的治理體系還是課程改革，大家都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能夠主動參與到改革中去。

比如學校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包括現在制定十四五規劃，都是全校老師共同參與。再比如，我們打破了原先的管理模式，取消了教學處、德育處、總務處等管理部門，成立了四個服務中心，強化了教職工的服務意識，用學術的力量引領學校的發展。

第二個是教育理念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原先延慶一中的課堂都是以講授為主，現在則更多地發揮學生學習的自主性、積極性。學校通過各種方式給他們提供展示的舞臺，利用中午這段時間，學校所有功能室向學生開放，讓他們自主組織各種課程或活動。

2017年，學校開展了春暉行動，開設了學子講堂、教師講堂、家長講堂和社會精英講堂。尤其是學子講堂，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上臺演講。原來我以為郊區孩子的潛能不如城區的孩子，尤其是語言表達能力，但我們在實踐中發現，郊區的孩子一點兒也不弱。

學生的綜合素質提高，高考成績也不錯，這幾年的提升幅度在北京同類學校中都排在前列甚至位列第一。

新京報：作為“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你認為做好黨務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汪來：做好黨務工作最重要的是隊伍建設，同時，黨務工作必須跟學校的常態工作深度融合。

我們在工作中實行了黨員領導干部“五個一”工程：每名干部蹲點一個黨支部、聯系一個教研組、指導一個教學班、幫扶一個困難學生、落實每周一天值日；建立黨員、教師、學生“三位一體”的三級幫扶機制；建立黨員教師創先爭優評價機制，設立“黨員先鋒崗”。

“累，但是累也快樂”

新京報：在學校推行改革的過程中，遇到過哪些困難？

陶汪來：在學校食堂改制的時候，遇到了很大阻力。原來延慶一中是學校自辦食堂，老師們在這方面也不專業，管理上很難到位。食堂的飯不好吃、價格也不便宜，學生們很多都外出吃飯。不僅有食品安全隱患，還有交通隱患。

后來我就決定食堂要改制。但是對于這一改革，家長有不同聲音，而且改革總會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也遇到了抱團抵制。

說真的，那時也曾萌生退意。但是一看到孩子們對好教育的渴望、家長對好質量的期待，還有區委區政府、教育兩委領導的鼎力支持，最后還是堅持挺過去了。

新京報：一路走來，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陶汪來：我經歷了五六所不同的學校，也參與了不少改革。最大的感悟就是無論是當老師也好，當校長也好，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教育情懷，要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信念，堅持教育規律、堅持成長規律執著走下去，就一定能達到成功的彼岸。

新京報：這個暑假有什么計劃？

陶汪來：這個暑假很忙，基本上沒有休息的時間。7月15日開始放暑假，之后要組織老師學習，還要組織全校教職工開展十四五規劃研討，同時，還要對學校的常規制度進行完善和修訂。累，但是累也快樂。

希望未來能實現延慶一中的內涵發展、特色發展，成為學生尚學、教師樂業、家長滿意、社會認可的北京市優質特色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