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食堂門前，人聲鼎沸，艾漢瀾和朋友剛想穿過擁擠的自行車堆，卻被攔了下來——是個陌生的女孩兒。女生遞過來一盒東西，只說了句“艾滋病日宣傳”，就扔下東西跑開了。

朋友瞥了一眼就把東西扔給了艾漢瀾，紫粉色的小盒子上印著一根玉米、上書三個大字——避孕套。艾漢瀾把盒子揣回宿舍后隨手擱在置物架上，不再細看。

艾漢瀾回到宿舍沒多久，發放安全套的活動就被叫停了、剩余的安全套也被沒收了，原因不詳。

這不僅讓人將思緒回到2004年的北大校園。當年的11月23日，北京市海淀區衛生院到北京大學宣傳艾滋病預防知識，同時免費發放安全套。但北大以“有鼓勵學生性行為的嫌疑”為理由，將1500只應當免費發放的安全套強行扣留，消息公開之后引起很大爭議，一度被稱為“北大安全套事件”。

（ 2006年2月21日《東方時空》）

▎安全被性“喧賓奪主”

“攜手抗艾，重在預防”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據統計，目前接近 90%的艾滋病病毒都是通過性傳播的，起到阻隔作用的避孕套就成為最主要的、也是唯一有效防范艾滋病的工具。

如果像各國在2016年聯大關于終結艾滋病的政治宣言中說的那樣，實現2020年全球200億安全套的目標，那么將會避免340萬新艾滋病感染病例的產生。

無論是喚起同學們對于使用安全套的意識、還是為大家提供免費的用具，發放安全套的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夠進行自我保護，而非“作秀”或是“鼓勵”。

<UNAIDS2016世界艾滋病日宣傳>

但安全套的推廣并不順利，尤其是在校園。

2000年時，央視《新聞調查》欄目就曾做過一期關于“安全套該不該進校園”的節目，而這一討論歷經風波種種直至11年、甚至今日仍在進行。

2011年，南京城市頻道零距離的記者采訪棲霞區計生局工作人員得知，他們在實施青春健康教育時，曾向校方建議在校園內安裝安全套售賣機，但遭到了清一色的拒絕。一些學生也與校方持有相同的觀點，認為安全套進校園帶有性暗示。人們擔心，當“性”與純凈的象牙塔聯系在一起，會招來非議。

除了是否要設置，設置安全套自動售賣機的效果也受到質疑。機器放置在哪里？大庭廣眾之下，會有人取用么？

現在，南京工業大學的食堂門口放置的是最新一代的自動售賣機，刷二代身份證就可以免費獲取安全套。從鼓樓區計生協會楊惠寧會長收到的反饋來看，機器很受歡迎，工作人員每天都需要補充貨品。

實際上，校園內就有日?？梢悦赓M領取安全套的地方，比如南大校醫院的大廳。校醫院方院長介紹說，為防治艾滋、省疾控中心規定必須有安全套供學生免費取用，從取用的情況來看，醫務人員是需要定期補充貨品的。

有人會困惑，“避孕套”和“安全套”有什么區別？方院長解釋說，兩者在功效上并無區別，只是叫法有差異。安全套通常是用天然橡膠或聚亞安酯制成，阻隔插入式性行為雙方的體液接觸。正確使用質量合格的安全套可使感染艾滋病的概率降低99.9%，感染淋病的概率降低85%。

今年的世界避孕日，校紅十字會原本計劃現場發放“避孕套”，最終因種種原因沒有付諸實踐。這提醒著，在安全套的推廣中，動機顯得分外關鍵。

“安全套，在中國人心中，意味著性而不是安全?！?005年，北京電影學院副研究員崔子恩在接受《新聞調查》采訪時說道。安全套承載的更多應該是自我保護的安全功能，但困難的是附著其上的性意味往往在人們的心中喧賓奪主。

▎追趕年齡發展的性教育

事實上，發放安全套，只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步，也僅僅是基礎。如何正確使用安全套、了解防治知識，更為重要。

地科樓A125的大報告廳里，同學們圍坐在臺前的空地上，每人都分到了一根香蕉、一只安全套。在主持人的帶領下，大家慢慢把包裝撕開、緩緩將安全套取出，仔細地觀察它的結構、辨別正反面，而后很自然地就成功給香蕉套上了安全套。

這是地科連續第四年對大一新生開展同伴教育活動。同伴教育指的是由年齡相仿、知識背景興趣愛好近的同伴朋友來進行知識的傳播和意見的表達，使人更愿意接受。在國際NGO組織和政府部門的合作下，同伴教育逐漸成為我國青少年、乃至社區性教育、防艾宣傳等工作的主力模式。

16級大地試驗班的徐秋語對這場活動最直觀的感受就是“生動”，一方面，講師會通過視頻播放、做游戲等等形式讓大家參與進去；另一方面，講師自身有趣、好溝通也很重要——這是同伴教育的一大優勢，大家年齡相仿，容易理解、易于溝通。

“性教育的腳步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跟不上我們年齡發展的角度?！被顒拥闹鞒秩?、13級新傳院的魏泊靜在接受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采訪時這樣概括國內的青少年性教育現狀。

<魏泊靜 同伴教育活動現場>

從第一場活動到現在，魏泊靜大約做了二十多場同伴教育。數量不多，但每一場都有所不同。不僅是順序、或是個別內容替換，她希望能真正和受眾達成交流。

“受眾”，是同伴教育內容的核心。魏泊靜每次做活動都會仔細觀察參與者的表情神態、看他們的反饋是什么樣的，琢磨著調整內容。比如，艾滋病的傳播方式等基本知識同學們大都熟知了，那還有沒有講的必要？如果要講，是不是可以通過自己體驗篩檢的故事、或是播放一些視頻等更多元的方式來闡釋？“其實艾滋病離我們并不遙遠，”今年中國計劃生育協會發布的《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20.3%的調查對象曾發生過性行為，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指出，2011年起，青年學生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幅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白屗麄內绾胃杏|動地意識到這一點以及有意識的保護自己，其實是挺重要的?！?/p>

同伴教育主持人的工作看重創新、也更注重經驗。從零基礎到能夠有勇氣、有能力站在臺上和大家做知識科普，需要系統的培訓和多場實戰的演練。最重要的技能，是如何面對敏感問題，一旦應對不當，極易傳播錯誤的知識和觀點。

“如果有人在現場堅持說，艾滋病的傳播就是由同性戀者導致的，你會怎么應對？”

“我會給他舉例子，比如另一個我們印象中的高危人群——性工作者。但實際上她們的感染率是比一般人要低的。然后和大家強調每一次都要正確使用安全套?！?/p>

“身體是本錢”，這是彩虹中國創始人張景雄在香港做社工、與性工作者交流時聽到的一個觀念，魏泊靜對此印象深刻。

▎比知識更難傳播的是觀念

到目前為止，魏泊靜在開展同伴教育的過程中還沒有深層次地涉及到“反歧視”、“去污名化”等內容，相比知識，觀念的傳播難度來的更大、也更加復雜。

現任校紅會技術部部長的倪莫愁不愿將觀念方面的內容歸于教育，她琢磨了一下語句，表示還是用“觀念的碰撞”來形容比較好。

對于同伴教育主持人、或者說性教育工作者而言，先鋒的觀點需要理解和支持，保守的理念也需要同樣的對待，觀念沒有對錯之分。

即便“觀念”很難探討，魏泊靜還是會播放一些公益的視頻短片。短片多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故事，或是艾滋病感染者、或是同性戀人群，絕望、排斥、溫暖、希望在每一段故事中都交雜著。

這是徐秋語第一次看到，這些平時受關注很少的群體用這樣個人化、生動的形式展現在她的面前。除了加深她對于他們的了解，隱約間，她更感到有一份“愛與責任”。

魏泊靜認為，這是事實本身就具有的張力。

<UNAIDS四句話了解艾滋病>

現如今，科學界已經發明了30多種抗艾滋病毒的藥物，加上阻斷母嬰傳播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大力推廣。艾滋病，已經從發現之初惹得人心惶惶的“超級癌癥”，變成一個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在接受央廣經濟之聲采訪時表示：“它就像糖尿病、高血壓啊，這種疾病非常難根治，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藥物的治療來控制它。甚至于我們說有一些患者通過服藥、通過控制，可以和我們正常人一樣活到天年?！?/p>

當艾滋病的控制變得可期的時候，醫學手段不再是我們在防治過程中唯一需要關注的重點，如何讓艾滋病患者盡可能和正常人一樣生活、消除歧視，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2006年通過的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然而，條例的落實何其難也。2015年12月，一名男子參加江西上饒市市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考試。雖然筆試面試綜合成績第一，但因在體檢環節中查出HIV 抗體陽性被拒錄。

1993的電影《費城故事》助湯姆·漢克斯捧回一座小金人，他飾演的男主人公因患艾滋病而被炒魷魚后借助法律維權。在影片中，這一過程就十分艱難，而電影多數時候是個先行者。男主人公所面臨的歧視、不公，在離我們不遠的身邊就存在著。

據江蘇省疾控中心的統計，大約每100名艾滋病患者中就有7名大學生。

北京佑安醫院艾滋病防治專家張可醫生在接受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采訪時表示，感染者猜測、知道自己感染了，但害怕去檢測、做診斷，是青少年當中最大的一個特點。造成這一群體自我的不認同，一方面由于艾滋病，“因為對于性的看法負面，從而對艾滋病、認為艾滋病感染者都不是好人?！绷硪环矫?，是因為同性性行為，據統計，大學生感染者中八成源于男男性傳播。

張可醫生認為這是源于學校教育中性教育的缺乏，“多給予一些關心、社會給一個包容的態度，同時告訴他們，怎樣去保護自己就可以了。”

連續四年和地科團委合作開展同伴教育活動，魏泊靜對于地科周老師在活動上的一段發言感觸頗深：性教育也教會人怎樣和自己相處、悅納自己的一個過程。

然而，在實際的活動開展過程中，真正能達到這一步的共鳴很困難。

目前，南大能夠熟練、獨立完成一場同伴教育的講師人數不足五人，且都是大三大四的學生，一如已經大四的魏泊靜。另一方面，新的講師培訓又面臨時間等各類難題，距離發展出一支能夠定期開展活動的講師團隊、保證活動的連續性尚有一段過程。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的夜晚，倪莫愁在辦公室里和同事一邊閑聊、一邊將一卷卷紅絲帶疊在一起、剪成一段一段的，這是活動當天要用的。一次剪多根疊在一起的絲帶容易剪歪，因此，她每一次都依照樣本仔細對齊頭尾——紅絲帶，一定是18cm。

說起自己工作的意義，大家都笑了，會長顧超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結果是“我也不知道”，邊說著，手里的鼠標沒有停過，他正在制作活動海報。

記者想起第一次采訪的時候，追問同伴教育的人數、場次和活動效果，二人回答說：活動效果很難評判，但可以看受眾。受眾越多、基數越大、能夠了解理解的人也就越多。除了校園內的防艾宣傳活動，倪莫愁等人還以個人的名義參與到鼓樓區計生協組織的進社區的同伴教育活動中，是為個人的奉獻。

（注：文中艾漢瀾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