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這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這條路很難很難，但必須要有人去走。我希望我是其中一員。”

2024年9月10日，中宣部、教育部發布“最美教師”名單，中國工程院院士、溫州醫科大學校長李校堃當選。這是他在拿遍國家科技領域三大最高獎項（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技進步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后，以“教師”身份獲得的國家級榮譽。

接受表彰前，記者采訪他。與其說高興，他看起來更像在沉思，聲音不大且平緩。記者好奇地問：“您是個嚴肅的人嗎？”他說了開頭那段話。

逆行者

“你看我的臉上，什么傷疤都沒有。”李校堃摘下眼鏡對記者說。

確實，完全看不出這張儒雅的臉曾受過重創。

“這就是用了生長因子的效果。”李校堃說。

這倒不是自賣自夸。李校堃研發的生長因子藥物，如今已在近萬家醫院使用，累計治療患者超過一億人次。

追溯起來，李校堃是1號。

1992年的一個深夜，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的李校堃騎車摔進一個深溝，造成臉部多處穿透傷，要縫30多針。他不知哪來的勇氣，給自己噴了要拿去做動物實驗的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噴霧劑。沒想到，第二天傷口開始結痂，3周后，竟沒有留下一點疤痕。

被問及怎么“不要命”地以身試藥，李校堃笑笑：“不然我的臉不成鞋墊子了？”

但痊愈后的李校堃并沒有這么輕松。一方面，新藥研發必須經過漫長周期，有沒有用、能不能用，一個孤例證明不了什么。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但“追趕”的心態也影響著很多人。當時國外沒有人研究生長因子，甚至有增殖過快“成瘤”的猜測。種種質疑、冷言冷語，甚至誹謗，向李校堃涌來。

“我感覺自己走啊走啊，走得很孤獨，很無助，很彷徨，很想吶喊，很想咆哮！”說著，這張平靜的臉上有了一絲不一樣的神色。但是，外國人不做，中國人就不做了嗎？中國的科研就要跟著別人走嗎？沒有這樣的道理！

李校堃要當那個逆行者。

彼時，1萬頭牛的腦垂體只能提取1克生長因子。李校堃想到，通過基因編程技術，把生長因子的基因嫁接到細菌里。然而，從燒瓶到大規模生產之間，還聳立著三座大山。

“你把生長因子想象成一條黃魚。”李校堃很擅長將抽象概念變得生動易懂。第一座——識別，就是基因表達技術，把黃魚認出來；第二座——捕捉，就是重組表達技術，設置定向魚鉤，精準捕捉黃魚；第三座——脫鉤，就是親和純化技術，保障黃魚活蹦亂跳地被運到岸上。

李校堃用了整整15年翻越三座大山，眼前是一個全新的世界——15升細菌發酵液可以提取1克生長因子——再具象一點，如今在細胞生長因子藥物和蛋白制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實驗室里，有一個500升的細菌發酵裝置，從外形上看與釀啤酒的裝置別無二致，但它肚子里“孕育”著的生長因子，足夠制作幾十萬支生物制劑。

面對新世界，李校堃忽然想起兒時父親讓他讀的《桃花源記》：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桃花源，化作李校堃口中“耐得寂寞”四個字。對此，學生們都印象深刻。

1988年出生的陳高幟已是溫州醫科大學藥學院研究員。2016年，陳高幟在李校堃引薦下赴美當博士后，幾乎一整年，他都在做同樣的實驗，卻顆粒無收。

李校堃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他經常和我通話，告訴我要熬過‘黎明前的黑暗’。我說，一年了，我還在原地踏步。他說，你已經排除了幾千上萬個錯誤選項，現在，你選出正確答案的概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得多，一定要耐得寂寞。”陳高幟說。

這種寂寞，李校堃再熟悉不過。

為提取生長因子，李校堃一度住在實驗室，為了獲取關鍵實驗數據，他索性在實驗室席地而睡。有一次停電，冰箱里流出的冰水將他從睡夢中驚醒。

后來，陳高幟用了2年半，篩了幾萬個實驗條件。2018年，他發表了第一篇《自然》（Nature）論文，結束了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信號啟動機制研究領域30年的爭論。2023年，他在《自然》發表了第二篇論文，是國際上首次找到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調節代謝的工作原理。2025年，他又在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綜述：藥物發現》發表特邀綜述，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做科研就像探訪桃花源。最初，誰都沒有在意這個洞口，但是你只要執著地沿著科學的道路走，就會發現新的世界。”李校堃說。

1998年，李校堃團隊研發的重組牛bFGF（貝復濟）獲一類新藥證書上市。該藥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家族開發為臨床藥物的國家，上市時間比日本早4年、比美國早6年。

2002年，重組人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hFGF（扶濟復）獲一類新藥證書并上市。

2006年，重組人酸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haFGF（艾夫吉夫）獲一類新藥證書并上市。

這是什么概念？

國家一類新藥是指在藥品注冊分類中屬于第一個類別的藥品，其中，生物制品一類指未在國內外上市銷售的生物制品。再通俗一點兒講，就是完全原創的藥物。截至2021年，中國有14款重組蛋白一類新藥，生長因子占了3席。

這些年，李校堃帶領團隊通過無數次試驗，一步步發現了22個生長因子家族成員，對降血糖、降血脂、治療心臟病甚至抑制腫瘤都有顯著效果，進而研發新的藥劑制品。而每一種新藥，都是人民生命健康戰場的新藍海、新世界。

“紐扣精神”

李校堃的夫人曾打趣他：你怎么去的地方越來越小了？

是啊，誰會離開廣州，去賣紐扣、賣皮包的溫州呢？誰會離開重點大學，去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學校呢？

2004年，時任溫州醫學院（溫州醫科大學前身）院長的瞿佳四下廣州，請時任暨南大學教育部基因組藥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校堃出任學校藥學院院長。

“去那兒干什么？”別說旁人，起初李校堃也想不明白。

最后讓他動心的，居然就是“小”。

“大家一提到溫州，就是做紐扣、皮包這些小玩意兒，但是溫州把它做大做強，做到全世界，給中國換來外匯。”生長因子一直不被外界看好，李校堃和“紐扣精神”共鳴了。

如今，從溫州龍灣國際機場出來，一路向西，很快，大羅山的綠意就映入眼簾，再向南一轉，就到了溫州醫科大學大學城校區。

李校堃回憶，初來時，這里是一片荒地。路邊開著些小作坊，幾幢住房挨著垃圾場。面對這片別人眼中的“知識沙漠”，李校堃下決心，要把沙漠建成綠洲，甚至是月牙泉！

李校堃有句名言：“不要把研究成果鎖在抽屜里。”在溫州，生長因子成了新的那枚紐扣。

2016年，溫州市生物醫藥協同創新中心落戶甌海生命健康小鎮；2019年，中國科協、浙江省政府聯合發起世界青年科學家峰會，地點就定在溫州；2020年，中國基因藥谷成立；2024年，溫州啟動“生長因子之城”建設。

李校堃感到興奮：“我們已經解決了從‘0’到‘1’的問題，接下來就是解決從‘1’到‘10’到‘100’的問題，把成果轉化進一步做大，把生物制藥產業的市場經濟做到千億萬億級，做出一個中國生物制藥的華為來！”

當環大羅山科創走廊串聯起一枚又一枚“紐扣”，人們開始以“科技”“大健康”這些新詞來形容溫州的時候，這片土地也在改變一些人。

在李校堃成為校長、院士之后，他感覺兒時讀不懂的《岳陽樓記》變成了心中回響的聲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他說，科學家的學術突破大都是在青年時期產生的，一定要把學生培養好。他說，我們培養出來的人要有“溫州的特征”：有創新活力、實踐能力、家國情懷。

每年，溫醫大第一封本科錄取通知書都由李校堃親自送；他擠出時間約不同學院的學生吃飯，聽大家談理想、為大家解困惑；他帶學生參加各種會議……

他像澎湃的浪，不遺余力地托起年輕人，將他們推到前方。

溫醫大大分子藥物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助理王周光感覺“校長有時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團隊里有人擅長科研，有人擅長教學，有人擅長交際，李校堃都會引導他們在不同平臺發揮所長。當上老師后，王周光意識到，這種“恰如其分”正是因為李校堃把學生看得很重，都記在心上。藥學院博士黃臻說，大家迷茫時就去找校長，或是聽聽他的講座，“然后就會莫名振奮，連夜投入研究”。

這些年，李校堃最驕傲的一件事就是“核心成員一個都沒走”。

何止是沒走。他來溫州時，團隊只有10人，現在擴大了10倍，有學生、醫生、企業技術人員、其他高校的學者、國外的科學家……

“一想到帶著這支隊伍，闖出一片天地，我就興奮不已！”李校堃又一次激動地說。

“繼續狂奔”

幾乎每一個采訪對象都說，沒見過像李校堃那么精力旺盛的人。

陳高幟記得，一次，會議在杭州舉辦，李校堃忙到晚上11點多才出發，路上李校堃和他聊科研、聊生活，幾乎沒有休息，抵達杭州已是次日凌晨4點。李校堃約大家6點半吃早餐，“再一起聊聊課題”。還有好幾名學生看到，忙了一天的李校堃凌晨來到實驗室。

大家發現他練成了兩門“絕技”：一是在工作間隙可以秒睡，一會兒接著干；二是自帶定位系統，在車上瞇著了，只要一到目的地就立馬睜眼下車。

2021年3月初，李校堃突發腦溢血。

醒來后，李校堃左半邊身體還處于偏癱狀態，他手寫了一句：把生長因子打到我身上。

這個大膽的要求未遂，他又提出，那就抽我的血做實驗，看看生長因子在腦部疾病和神經康復方面有什么作用。

李校堃甚至留了“后手”。他交代，如果自己不行了，就把遺體捐給學校作解剖。他一直都記得在白求恩醫科大學（現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上的第一堂解剖課，老師說“面前的就是第幾任校長的遺體”。

康養的半年里，李校堃在干什么呢？

2021年下半年，溫醫大康復醫學院成立。這令黃臻頗為震驚：“也就是說，他不僅自己接受了康復，還在這個過程中了解了康復行業，為學校開辟了新賽道。”

如今，家人要求他晚上11點結束工作。但學生們發現，11點他回到房間后，“還在和你打電話，聊選題，聊項目”。

為什么要這么拼？

在一次采訪中他說：“從病床上醒來的那一刻，我原本以為余生將在輪椅上度過。但現在，我還能站在講臺上，走進實驗室，對我來說，已經是下輩子的夢了，有什么理由不爭分奪秒？”

這種緊迫感，不僅來自身體的變化，更來自內心深處。

李校堃清楚，國家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正在走一條世界上沒人走過的路。教育科技人才的一體推進、教育服務國家戰略能力的提升，這些關鍵問題，迫切需要解答。

他想起祖輩和父輩。爺爺在陜西富平開染坊，但是染坊毀于日軍戰火，爺爺帶著家人輾轉到關中，一輩子勤勤懇懇，在公私合營時主動將產業全部交給國家。父親考取師范、參軍參干，后來在科委任職，也將一生獻給國家事業。

他也想起老一輩科學家，想起自己的老師。他們用行動教會了他忠于祖國、忠于人民。

“我是小輩。”李校堃放慢了語速，“榮譽的分量很重，要擔得起、做表率。”

這些年，李校堃一邊做研究，一邊發起多項公益項目，每年帶隊去中西部、農村為深受創面困擾的弱勢群體義診。參與“膚生工程”公益項目的藥學院學生厲丁瑋每次看到李校堃緩緩蹲下給病人看傷口，都鼻子發酸：“他自己有時還需要人扶一把啊。”

現在的李校堃，走路比常人要慢一點點，家人、朋友也都叫他慢一點點。

但是，或許沒有一個科學家能夠抑制對探尋科學秘境的沖動、用科技改變國家甚至人類命運的沖動。

這個微信名叫“愚公移山”的60歲科學家依然神往桃花源的更深處：“我要繼續狂奔。”

■記者手記

浪漫主義的勇士，不孤單

2024年9月，我第一次在北京采訪李校堃，初印象是他有點兒嚴肅。

一位頂尖科學家，態度理性、平和，這不難理解。直到他談起《桃花源記》《岳陽樓記》等名篇，一次次慷慨地念起詩句，我意識到，自己應該判斷失誤了。

12月，我又去溫州采訪他，見到了李校堃團隊里的許多人。這一次，他的“浪漫主義”被一次次印證、加深。

1991年，已在吉林大學任教的李校堃，不顧家人反對，向朋友借了200元，帶著學校食堂的饅頭咸菜，坐了7天火車前往暨南大學求學，踏上生長因子研究之路。

2003年，國家一類新藥rhaFGF以770萬元的價格合作轉讓，暨南大學將首期到站的200萬元一次性獎勵給科研人員。有了“巨款”的李校堃，卻在一年多后又住進了溫州的民工房，開啟了自己的第二次“創業”。他說：“倒是安靜，適合做研究。”

如果說，浪漫主義是一種永遠充滿理想、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李校堃絕對是浪漫主義的勇士。他一旦認準便執著堅定，哪怕孤身一人，也一往無前。

在學生眼里，李校堃的浪漫主義，更多了師者的溫度。

如果不是好幾名學生都提起，誰會相信一位院士常和學生去燒烤攤吃夜宵，一邊聊學術、一邊聊生活？

學生向他提過的小事，李校堃都記得，過一段還主動詢問近況。逢年過節，他最先給學生發祝福，讓好些人“受寵若驚”。

李校堃和學校老師說，如果你只想做研究，就去科學院，別在大學待著。他和秘書說，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只有上課、和學生見面不能推。如果實在沖突，安排我和學生吃個午飯行不行。

所以，學術界的、醫院的、企業的人，“80后”“90后”“00后”，大家被李校堃深深吸引，向他而來。

“現在你們都有了自己的學生、團隊，今后會怎么帶隊伍？”我把這個問題，分別拋給陳高幟、王周光、宋林濤。他們都是李校堃團隊中已經獨當一面的“85后”。

“就像李校長對我們那樣。”他們不約而同的答案，讓我大為驚訝。這或許，就是對“老師”最好的贊譽。

（林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