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慶陽19歲墜亡女生曾遭班主任猥褻案有了新進展。6月23日，南都記者獲悉，日前，慶陽市中級人民對此案做出二審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此前，慶陽市西峰區(qū)人民法院以強制猥褻罪判處吳某厚有期徒刑二年，并禁止其自刑罰執(zhí)行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從事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相關職業(yè)。

墜亡女孩李某奕的父親告訴南都記者，二審中，吳某厚曾當庭改口，稱自己無罪。目前，李某奕父親提出的二審抗訴已被駁回，他稱正在請教別人如何向上級法院申訴。

19歲女生墜亡前曾遭班主任猥褻，被告一審獲刑兩年

2018年6月20日，慶陽19歲女生李某奕墜亡。輿論關注下，李某奕在慶陽六中讀書時曾遭班主任吳某厚猥褻一事被曝光。

吳某厚曾于2017年5月因猥褻行為被行政拘留10日，被立為刑事案件后，西峰區(qū)檢察院曾作出對吳某厚的不起訴決定，慶陽市檢察院隨后維持該決定。李某奕墜亡后，2018年8月，甘肅省人民檢察院決定撤銷前述兩級檢察院對吳某厚的不起訴決定，由西峰區(qū)檢察院提起公訴。

2020年4月10日，慶陽市西峰區(qū)人民法院對該案做出一審宣判。據被害人家屬代理律師提供的判決文書，法院認為，被告人吳某厚利用班主任身份，趁17歲的李某奕患病休息時實施了親吻額頭、臉頰、嘴唇及摟抱等猥褻行為，加重了李某奕的抑郁，李某奕進而多次自殺，吳某厚已構成強制猥褻罪。因其作為教師，應從重處罰。但案發(fā)后，吳某厚積極賠償被害人醫(yī)療費4.2萬余元，且此前無不良記錄，系初犯、偶犯，可酌情從輕處理。

最終法院判決，以強制猥褻罪判處吳某厚有期徒刑兩年，禁止其自刑罰執(zhí)行完畢之日起3年內從事教師、家庭教育指導、教育培訓等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相關職業(yè)。

4月29日，李某奕的父親曾告訴南都記者，因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服，他向當地檢察院申請了抗訴，但被駁回。他還表示，庭審時，被告人沒有認罪，也沒有道歉。一審宣判后，吳某厚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認定猥褻非自殺唯一原因，被告當庭翻供稱無罪

6月9日，慶陽市中級人民對此案做出二審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就案件中的爭議焦點和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給出了部分解釋。

其中，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吳某厚的猥褻行為對被害人的自殺具有原因力，但不是唯一原因。被害人在案發(fā)后被診斷為抑郁癥和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但根據在案證據，不排除被害人在案發(fā)前已患有抑郁癥或處于抑郁狀態(tài)。

李某奕的父親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二審中，李某奕墜樓身亡和吳某厚的猥褻行為仍被認為沒有直接關系，沒能被寫進起訴書。并且“被害人在案發(fā)前已患有抑郁癥或處于抑郁狀態(tài)”的說法讓他難以接受，他認為，要判斷被害人在事發(fā)前就有抑郁癥，至少應該找到醫(yī)學方面的證明，但事發(fā)前女兒一切正常，從未找過相關醫(yī)生。

李某奕的母親告訴南都記者，李某奕在吳某厚猥褻事發(fā)前開朗活潑，喜歡畫畫、看書，在學校有活動的時候還經常擔任主持人，抑郁無從談起。

李某奕父親還提到，此前吳某厚曾承認自己的行為不妥，而二審時吳某厚當庭翻供，改口自己無罪，辯稱在家時經常用嘴巴給孩子量體溫，已經習慣了。

南都記者致電慶陽六中，學校方面表示已經開除吳某厚，并且最終結果已經批復下來，校方近日正在向吳某厚本人轉達處理結果。慶陽市教育局也向南都記者證實，已經根據公檢法部門的判決結果，和吳某厚解除了雇傭關系。

南都記者了解到，根據教師法和《教師資格條例》的規(guī)定，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處罰者，不能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家人正請教如何向上級法院申訴，律師稱轉機難出現

李某奕父母的一審代理律師李瑩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稱，她始終認為李某奕最后的死亡，跟吳某厚的猥褻行為有直接關系，“兩年的時間確實是輕了。”

李某奕父親表示，目前提出的二審抗訴已被駁回，他稱正在請教他人如何向上級法院申訴。

李瑩認為轉機較難出現，并且為李某奕父親的狀況感到擔憂。據介紹，4年來他持續(xù)為此事奔走，“事情發(fā)生以后，他心臟不太好，而且在我看來有很嚴重的應激創(chuàng)傷反應，（李某奕）弟弟也有。我每次看到他（李某奕父親），眼睛都是紅的。”她希望李某奕的父親能盡快開始新的生活。

李某奕的父親此前告訴南都記者，他從去年12月起就開始在家調養(yǎng)，“兩年多，晚上都不敢睡踏實，一路堅持過來，身體都被掏空了。”

此前曾為李某奕父母代理申訴工作的律師竇雍崗認為，目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主要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刑法第237條，但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僅僅是概括性的、原則性的規(guī)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條文少之又少。

“刑法第237條的規(guī)定又過于謹慎，特別是對于造成嚴重后果需要加重處罰的情形，沒有進行規(guī)定。行政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應用最多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fā)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但是這僅僅是一個指導性文件，還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令人遺憾。”竇雍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