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階段重讀《圍城》，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共鳴。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辯證法的“圍城”——我們既要在現有理論體系中汲取營養，又要保持突破框架的勇氣；既要遵循學術規范，又要追求創新價值。這種張力與小說中的精神困境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我開始理解，真正的學術成長不在于簡單地否定或接受現有知識體系，而在于通過持續不斷的“認知迭代”，在繼承與創新之間找到自己的學術坐標。這也是我選擇在一場讀書分享會上分享此書的原因。

《圍城》仿佛面對一面映照當代青年精神困境的魔鏡。方鴻漸那張寫滿焦慮與搖擺的面孔，在今日職場中竟如此熟悉。小說誕生于1947年，卻精準預言了當代青年在“內卷”與“躺平”之間的精神撕裂，以及在理想主義與現實壓力下的認知失衡。

方鴻漸的悲劇在于他始終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他被留學光環與真實能力的落差困住，被感情選擇與自我迷失糾纏，最終困于一場婚姻構筑的心理圍城。相比之下，趙辛楣體現出一種“務實理想主義”的生活智慧。他既保持知識分子的追求，又能游刃有余地應對現實。他不盲從制度，也不做無謂反抗，而是善于在原則與妥協之間找到平衡。他的每一次選擇，幾乎都基于對環境的精準判斷。這種“制度敏感度”與“理想落地能力”的共存，是當代青年極需培養的關鍵素養。

那次讀書會分享會讓我忽然明白，這種集體閱讀體驗本身就是對“圍城”困境的最好突圍。當不同專業的思維在討論中相互碰撞、融合，我們每個人原有的認知邊界都在悄然拓展。方鴻漸若有幸參與這樣的思想交流，或許就不會陷入自說自話的精神孤島。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既要通過深度閱讀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也要珍惜這種思想交流的機會，讓他人的智慧成為打破自身認知圍城的利器。

最終，我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突圍方法論”：破除“一勞永逸”的幻想，接受選擇的持續調整；培養“制度翻譯能力”，將宏觀結構轉化為行動策略；確立“價值錨點”，在變動中保持內在穩定。這種突圍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種持續的認知升級。

錢鍾書先生留給我們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一種面對困局的辯證智慧。也許我們終將無法徹底逃離“圍城”，但可以通過不斷拓展認知邊界，在其中獲得相對自由——這正是最現實的理想主義，也是最理想的現實路徑。

文/高亞麟 北京農學院學生

編輯 王碩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