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近日，一名2024屆畢業生發文，在BOSS直聘上與某物聯公司老板溝通時，被對方如此回復。封面新聞記者向該公司負責人求證，對方承認不接收22屆、23屆、24屆畢業生，并表示“疫情班”是部分企業、老板間交流的口頭語，現在不少用人單位的確對“疫情班”的學生態度不友好、評價差。

封面新聞記者調查發現，2022年至2024年畢業的大學生在求職時，的確有一部分人被“疫情期間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整體素質差”的理由回絕過，有小至十多人規模的公司，也有大致上萬人的企業。

一家用人單位招聘人員向記者解釋，他們認為，在工作實踐中，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這幾屆大學生分層現象更嚴重，良莠不齊，差的太差，為避免用人篩選成本，一些用人單位傾向拒絕接收疫情期間畢業的幾屆大學生”。

大學畢業生在招聘會上尋找就業崗位。圖據視覺中國求職新遭遇：

被要求查看手機電量使用排名

“不接‘疫情班’，‘疫情班’的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在BOSS直聘APP對話框看到這條回復的時候，賈凡覺得有些詫異，“沒想到這些企業會這么排斥我們這幾屆學生”。但她還是繼續和對方溝通了下去，“那你看看，我合適嗎”。盡管投遞時抱的是試一試、摸摸情況的心態，賈凡還是想盡力爭取一次機會。

對話終結于招聘單位提出的進一步測試。在賈凡展示的聊天記錄里，對方要求查看她的手機電量使用排名，并解釋為“疫情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里，一邊上網課一邊玩手機”。賈凡說，自己心里頓時冒出一陣遲來的憤怒，“我認為這個評定標準不合理”。隨后，她向平臺投訴，理由是受到了歧視。

賈凡與某公司的溝通記錄

招聘信息顯示，發出該對話的招聘單位為陜西一家物聯科技有限公司，對話者為該公司姜姓負責人，在該公司任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以及財務負責人。10月14日，封面新聞記者以求職者身份就此事致電姜姓負責人，他承認了“疫情班”的說法，并解釋為“22屆、23屆、24屆畢業生”。

賈凡是2024年財務會計專業的應屆畢業生，投遞了該公司的財務助理崗。2024年6月，她從西安的一所民辦二本院校畢業，在接下來的三個多月里，賈凡在招聘軟件上向六百多家用人單位發出溝通請求，收到一百條左右的回復，面試了三十多家，“最終收獲0個offer（錄用通知）”。

收到“疫情班”的回復后，賈凡告訴記者，這不是唯一的一次不公平遭遇，“至少有十幾家，在面試的時候明著暗著說我們這兩屆學得不好、能力不行”。

對于求職單位貼上的標簽，賈凡也有想辯白的話：盡管學校的一些網課質量不好，但她為了備考和求職準備，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自己購買資料，挑選和學習高質量網課；在變化的環境中，她一邊備考公務員考試，一邊考取了會計證。“能做的不多，但是我沒有不努力”，賈凡說。

求職絆腳石：

畢業生被指“疫情期沒學到技能”

上述姜姓負責人告訴記者，該公司是一家集成公司，服務對象為政府單位和國有企業，疫情后在職員工由二十七人縮減至九人，分別負責商務部、財務部和業務部工作。“同行老板之間聊天，都把22屆至24屆畢業的叫‘疫情班’。”他表示，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對疫情班的孩子們不太認可”。

“部分用人部門和單位對于這幾屆的畢業生整體評價較差。”一家在上海地區從事化妝品研發和應用開發的公司人事向記者透露，“有些甚至不如現在的在校生和大專生。”一位熟悉化妝品生產行業的人士告訴封面新聞記者，老板在公司招聘時也曾說“從今往后不招疫情期間讀書的學生”。

對于這幾屆畢業生來說，求職時的這塊絆腳石似乎存在于許多行業。一名2023年畢業的醫學專業學生表示，她發燒時也仍堅持在崗位上工作，卻經常被“疫情時候你們都沒學到技能”的話術批評教育。另一名廣播電視學專業的學生畢業于2022年，他稱，許多用人單位會直接問他“你開過幾次機子拍片？不要說校園內的經歷”。

盡管有做一些心理準備，但是2023屆統計學專業的畢業生王思涵還是沒有想到，在一個“大型農業重點龍頭企業”也會遭遇招聘歧視行為。王思涵告訴封面新聞記者，參加2022年秋季校園招聘時，她進入到一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河北分部數據分析崗位的一輪面試，在線上會議中，包括她在內的三四名學生被面試官提問：“你認為三年疫情網課度過的學生，配得上我們的薪資嗎？”

輪到王思涵作答時，她已經做好了放棄這個機會的準備，盡管手里并沒有其他的選擇，她還是說出了想說的話：“我們學生按照有關要求進行網課學習，請問您是對疫情期間高校管理辦法有什么質疑嗎？請您回答。”隨后，沒有人回答王思涵的問題，面試結束了，她的招聘流程也被定格住。

封面新聞記者就此事向該食品股份公司多名招聘人員求證，兩名負責河北地區招聘的工作人員否認了此事，表示“這種情況我沒有遇到過”。在記者提出希望配合核實的請求后，對方表示會將此事交由集團法務部門處理。

用工方自辯：

分層現象嚴重，分辨成本太高

一位負責招聘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訴封面新聞記者，不招這幾屆畢業生，從用人單位角度考慮也確實“事出有因”，他們認為“招進來的2022屆畢業生，整體用人感受較差，相較其他屆同等學力院校的學生，動手、溝通和學習能力差多了”。

上述姜姓負責人則明確表示，招進來的幾十個這幾屆的畢業生，“和其他屆相比，普遍上素質、能力有斷崖式下降”，甚至“一個都不能轉正”。他又舉了幾個例子，“幾名技術口的2024屆畢業生，因為沒做過實訓，設備都沒見過，操作完全靠老員工教；一個畢業生發給客戶的報價，滿篇錯字，簽合同時也只知道打印一份；剛開除的一個應屆生，蹲在廁所里打一個多小時的游戲。”

姜姓負責人還稱，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擁有一些“共同的問題”：“疫情期間養成了邊上網課邊玩手機的習慣，導致工作時不能集中注意力；長時間線上的教育模式斷裂了大學生的正常社交關系，走上工作崗位時也不敢開口說話；線上模式中，大學生養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遲到早退的習慣，普遍沒有自制力，社會適應力差。”

最后，該負責人也承認，“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對于我們公司來說，分辨成本太高了”。

數家不愿具名的用人單位招聘人員也表示，“疫情期間的大學生分層現象更嚴重，良莠不齊，差的太差。”為避免用人篩選成本，他們傾向直接拒絕疫情期間畢業的幾屆大學生。

涉嫌就業歧視

律師：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將這幾屆畢業生稱為“網課一代”，他向封面新聞記者表示，上文中用人單位提到的這些問題確實存在，“用人單位覺得，疫情期間求學的大學生，接受的大學教育不完整，整體素質堪憂，客觀上來講，這種情況我們也都觀察、感受到了”。

他解釋，早在2022年，在教學過程中就有學生抱怨過網課的學習質量，覺得大學四年沒有參加過實習、實踐活動，導致能力上出現缺失部分。“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結果就是這幾屆畢業生求職時遇阻，影響了群體素質的整體評價，被用人單位認為能力和其他屆相比有差距。”

盡管理解用人單位的考量，但熊丙奇認為，用人單位直接將這幾屆的學生貼上“疫情班”的標簽，作為篩選人才的考核指標，是不應當、不公正的。“許多學生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反復學習觀看網課，克服了很多困難，能吃苦，有更強的環境適應能力。”熊丙奇表示，一刀切式的用人指標，會讓招聘單位流失相當一部分的優秀人才。

“雖然是線上課，但是大部分專業老師要求也都很嚴格，我并沒有覺得比線下課松懈。”王思涵說。在校期間，她參加了許多創業比賽，疫情時參加線上實習，結束后又前往政府實習，“拿到過一些獎項和感謝信”。她還了解到，前幾屆學長學姐，即使沒有比賽或實習經歷，也都能很順利地找到工作。

“關于用人單位‘疫情班’的說法和解釋，不具有合法性。”四川明炬律師事務所律師、人民法院特邀調解員許涵林向封面新聞表示，用人單位以此為由拒絕接收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涉嫌違反就業促進法的相關規定，構成了對特定群體的就業歧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就業條件，不得實施就業歧視。

對于在求職過程中需要維護自己權益的應屆生來說，維權并不容易，“流程長，過程繁瑣，最終可能也得不到金錢上的賠償”。律師提醒，在保留相應證據后，他們可以向當地的勞動監察部門投訴；如果有相應的法律知識，也可以收集證據后向勞動仲裁委申請仲裁。

“疫情已經過去了，這類歧視還要落在應屆生身上，非常離譜！”許涵林律師說。

（應受訪者要求，賈凡、王思涵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