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恢復高考40年，改革一直在路上。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尋求更為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制度，讓每一個同樣努力的人得到機會，讓每一個不同特質(zhì)的人能盡其才，這樣的改革初心不會變。

澎湃新聞記者 江勇 制圖

1977年的冬天，全國570多萬考生走進曾被關閉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場。

當年的考生，如今已是兩鬢斑白，但談起40年前這場改變很多人命運的考試，他們?nèi)匀皇怯洃洩q新、激動哽咽。

當時，劉海峰高中畢業(yè)已一年多，聽聞高考重啟，毅然放下鋤頭，從田間走向高考考場。與此同時，上海23歲的考生褚孝泉則拿起十多年都沒有碰過的課本，重新備戰(zhàn)高考。

那一年，許多和他們一樣的青年，憑借對知識的渴望，用行動迎接高考這一公平競爭機會的來臨。

1977年12月，全國570萬名考生參加了當年的高考。圖為當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新華網(wǎng) 資料圖

知青歲月

1976年6月，高中畢業(yè)的劉海峰面臨著留城工作和上山下鄉(xiāng)的選擇，“當時規(guī)定一個家庭可以有一個孩子留城，我家兄弟四個，我作為長子，肯定是義不容辭上山下鄉(xiāng)。”

這一年，曾被稱為“秀才”的劉海峰開始在福建省龍巖縣江山公社銅砵大隊的耕山隊務農(nóng)，“當時被安排住在一個兩層‘樓房’，下面就是水牛，樓上住人，中間用木板隔開，可以說和牛很親近的生活著。”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劉海峰當了1年9個月的知青。那段時間，雖然艱苦，但他仍每天點起一盞小燈，堅持在孤樓上湊著如豆光線讀書。“當時我家住在母親任教的中學，可以比一般人更方便到圖書館借書，每次回家一趟，總會換上好幾本書。”

1977年，劉海峰所在的耕山隊又來了幾位知青，大家閑余時間常常打牌喝酒，而劉海峰就在屋子里看書，“當時會聽到別人說‘不要關在屋里做書呆子’。”

“不合群”的劉海峰時常在山腳下的水田中割稻或插秧時，抬起頭出神的望著遠處，“就想著周遭平淡的一切，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將自己的長處發(fā)揮出來。”

當時，他正在閱讀俄羅斯作家阿克薩柯夫的《學生時代》， 18歲時的劉海峰在筆記中抄錄了這樣一句話：“一個從未受過中學和大學教育的人是一個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

“當時從形式上說，我是受過中學教育了，可我的大學在哪里？上大學會不會永遠是個虛無縹緲的夢？”劉海峰說。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有關“恢復高考”的傳聞越來越多。

高考曙光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決定從1977年開始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轉(zhuǎn)批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fā)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恢復高考的消息一日內(nèi)傳遍了大江南北。

“這一天，知青們奔走相告，大家就趕緊回城，準備參加高考。” 劉海峰回憶起當天看到報紙時的情景說。

同一時間，和福建相隔不遠的上海，也因為這個消息掀起了波濤。如今已是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的褚孝泉當時正在生產(chǎn)隊勞作，23歲的他已經(jīng)離開學堂近十年，看到報道時，“非常非常激動”。

當時福建省招生委員會公布的招生簡章是1977年11月5日，考試時間是12月16、17日，雖然只有40天，但劉海峰仍然是意氣風發(fā)地報了名，開始分秒必爭的備考。

而在上海的褚孝泉則陷入了糾結(jié)， “我們1966年小學畢業(yè)后正好趕上‘文革’，基本上沒有再上過課，文化水平還停留在小學程度，當時覺得自己是不可能的。”但在上過大學的哥哥的鼓勵下，褚孝泉還是決定試一試。

這一年，全國共570多萬考生一起走進了考場，包括積壓了十余年的歷屆中學生，有些地方甚至還出現(xiàn)了師生、叔侄、兄弟同考的現(xiàn)象。

當時，劉海峰就是和弟弟劉海平一起進行這場特殊考試的。“經(jīng)歷11年的中斷，當時誰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是什么樣，雖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數(shù)不多，但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招生名額，誰都覺得自己有可能考上，也都覺得自己不見得能考上。”

抱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心情，1977年11月，劉海峰先走進了藝術類高考的考場。

時至今日，劉海峰還清楚記得當時藝術類高考文化科目的試題，“主要是寫一篇作文，題目與畫畫有關，我當時還以魯迅的一句詩‘愿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為結(jié)尾。”

公布成績時，劉海峰的文化科目考了第一名，“當時龍巖地區(qū)有300多人參加了美術招考，而福建師大的美術專業(yè)只招收2個人。”由于劉海峰的美術專業(yè)成績只進入了前四，他與福建師大的美術專業(yè)就此擦肩而過。

劉海峰選擇了繼續(xù)備考，沖擊12月16日的正式高考，“像我這樣參加過兩次高考的人在全國都很少。”

1977年11月17日，劉海峰上交了報名表，此時距離高考正好是一個月。

“臨考試前的一段時間，大多數(shù)考生和家長都有一種興奮莫名的情緒，全民都在議論恢復高考這件事，整個社會的神經(jīng)都被高考所牽動，到處都洋溢著高考的氣息。”

劉海峰告訴澎湃新聞，在考試前，每個中學都在為自己的各屆畢業(yè)生輔導備考，每一場輔導課都擠滿了聽眾，每一個精于輔導的教師都十分受人尊敬。

圓夢大學

1977年12月16日，劉海峰走進了高考考場。

那一年的高考是由各省命題，福建省語文高考最重要的是作文，理科卷100分中作文占了90分，文科卷100分中作文占了70分。劉海峰還清楚記得那一年高考的作文題“《大慶見聞一則》讀后感”。

“我的作文起了一個《于細微處見精神》的題目，具體內(nèi)容記不起來了，但我還記得其中的一句話‘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陽的光輝’。”劉海峰說，后來他聽說，自己的作文還被語文評卷組作為評分參考范文。

1977年12月17日，高考結(jié)束后，劉海峰在他的隨想錄里記下了這樣一句話：“成敗在此一舉，77.12.17。”這個時間點于他而言太重要了，“成敗有天壤之別。”但這一年，本科和大專的錄取率加在一起只有4.8%。

與此同時，上海的褚孝泉也走進了高考的考場，“考完后覺得語文和英語都不錯，但是數(shù)學就不太行。”?

幸運的是，1978年1月，劉海峰和褚孝泉都成功進入了參加體檢的考生名單，“體檢后我開始擔心萬一落選了怎么辦？” 劉海峰說。

1977年，外省高校在福建省招生學生和專業(yè)非常少，文史學科只有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在福建的幾個招生名額，而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廈門大學和福建師范大學。

當時，每個考生可以填3個志愿，因為愛好文學，劉海峰的志愿也只在文史兩個學科中選擇，“第一、第二志愿分別是福建師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第三志愿是廈大的漢語言文學。”

劉海峰說：“在當時，如果能考上福建師大，對于我這樣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來說，就是天大的好事了，更不敢企望北大、復旦或廈大，將廈大放在第三志愿，只是不想讓志愿欄空著。”

在國務院轉(zhuǎn)批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有這樣一條規(guī)定：“錄取學生時要優(yōu)先保證重點院校。”

劉海峰告訴澎湃新聞，按照規(guī)定，1977年高考時不公開分數(shù)的，但后來經(jīng)過打聽，他得知自己的成績是：政治85分、語文87分、數(shù)學62.8分、史地67.3分，總分302.1分，“這個成績在1977年算是相當高的，特別是在同齡人中。”

在差不多的時候，褚孝泉也得知了自己的成績，“當時成績公布出來后，非常驚喜，我的語文和英語都考得不錯，按照當時的分數(shù)線，是達到了復旦大學的成績，但我考試前沒信心，沒敢報。”最終，褚孝泉如愿進入了華東師范大學，就讀英國語言文學專業(yè)。

而劉海峰得益于優(yōu)異的成績，意外被錄取到了自己不敢奢望的廈門大學，雖然被錄取的是廈大歷史系，但他還是大喜過望，“我至今都對廈門大學的錄取心存感激。”

在劉海峰畢業(yè)30周年的聚會上，他得知同班還有幾位同學的第一志愿并不是廈門大學，而是其他一般的高校。被錄取大學比第一志愿還要理想，這也是1977年高考的高分考生才有的特殊機遇。

與高考結(jié)緣一生

當初與復旦大學失之交臂的褚孝泉，最終還是來到了復旦大學任教，現(xiàn)任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回想起高考時的感覺，褚孝泉感慨地說：“當時的高考對我們那一代青年人來說，就是黑暗的隧道里出現(xiàn)了一道亮光，就是這么一個感覺，我們不可能不走這條路，當時能參加高考的都參加了。”

而劉海峰的高考故事并沒有在上大學后就結(jié)束，“絕大多數(shù)77級大學生與高考結(jié)緣一次，而我卻與高考結(jié)緣一生。”

本科畢業(yè)后，劉海峰直接考上了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1984年碩士畢業(yè)后在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的‘高考’科舉制，繼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截至2007年，劉海峰已經(jīng)發(fā)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論文，其中最主要就是與取消或廢止高考派學者辯論，旗幟鮮明地主張中國應堅持實行高考。

回想起1977年的高考，劉海峰感慨道：“考上大學，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生的重大轉(zhuǎn)折，尤其是對于我們這些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而言，更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好似魚躍龍門。”

“1977年恢復高考，不僅是我個人命運的轉(zhuǎn)折點，更是一個國家與時代的拐點。”劉海峰說，同學們都明白命運之神對77級大學生格外的眷顧，“歷史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機遇，因為報效國家的使命感也特別強烈。”

作為高考研究的“專業(yè)戶”，恢復高考40周年之際，劉海峰主編的22本、約768萬字的“高考改革研究叢書”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今年，我還要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高考制度變革與實踐研究叢書’8本，算是我為恢復高考40周年獻上的一份厚禮。”

劉海峰說：“將來我還會長期研究高考，一直延續(xù)到生命的盡頭，我的人生中充滿了高考的元素，1977年我走進了高考的考場，40年后，我走進了高考世界。”

5月20日，同樣在1977年參加高考的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對澎湃新聞說：“40年前，我是中國高考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感觸太深了。非常感謝國家有這么一個決定，在那樣一個艱難的時刻，國家首先抓的是教育改革，這才使得中國有了今天。”

他感慨地說，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我們又提出來一個更宏偉的目標，往世界舞臺中心在走。自古以來，中國從未有過像現(xiàn)在一樣在世界上占據(jù)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們做好中國自己的事以外，還要做好世界的事。

“這就要求我們的人才培養(yǎng)需要進行新的改革，也就是要讓我們年輕一代，不僅有中國的視野，還要有全球的視野。” 王樹國表示，中國的年輕人應該胸懷開闊，對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國際化的能力來把握未來的世界。“從這個角度來講，高等教育改革40周年，正是進入第二次改革的高潮期。年輕一代應該為這個時代自豪，同時，也應該為之付出值得的擔當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