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國教育在線制作發布了《2016年基礎教育發展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根據學而思培優網站公布的開班列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學而思開設小學階段輔導班次7萬多個，比初中與高中之和還要多。

“學校減負，孩子連作業都沒有，教育負擔全部都落到了家長身上，不補課，以后怎么和別人競爭？”一名小學生家長向記者反映。

近些年各地區教委不斷對中小學減負三令五申，但結果卻是課外補習機構如雨后春筍一般地瘋狂生長。家長的一番話，似乎道出了瘋狂補習班的背后，是否面臨著“小學減負一刀切，公辦教育吃不飽”的問題？

對此，曾任職于西安一所學而思機構的李馭認為，現在的小學課程確實偏簡單，導致不少家長選擇校外機構“加餐”。

他表示：“國家真正應該做的是，逐漸多元化人才選拔標準，要不然減負這個口號既沒有必要，也是無法實現的。”

但上海市靜安區一所小學的張姓校長并不太贊同此觀點。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小學一二年級的教學目標、內容都不簡單，“家長為孩子報讀補習班與學校的教學難度關系并不大，只是家長重視教育的一種表現。”

“校內減負，課外加壓”

肖瀟的兒子鵬鵬就讀于華東某市的一所普通小學，今年剛升入二年級，但鵬鵬的課外補習從三年前就開始了。“大班開始在外面學新概念英語，在上一些拼音、算數之類的班。”肖瀟說，最初怕孩子升入小學跟不上，所以幼兒園階段就提前學了拼音和算數。

但升入小學后，她發現，學校的教育遠比她想象的簡單，“公辦小學老師按照課本走，一點都不敢超綱，一年級教的內容，孩子幼兒園就都已經會了。”

肖瀟說，學校為了響應國家減負政策，平時也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作業都是讀和寫，連課外書都不推薦。”她說，孩子現在二年級了，從來沒考過試，“考試叫練習，可老師也不批分，什么排名都沒有，學習兩年了，我對孩子學習的情況、學習狀態等，一點都不知道。”

這種看不清“具體道路”的學習讓肖瀟有些惶恐和焦慮，鵬鵬剛上一年級，她就在學而思給他報了奧數班。一年多來，盡管肖瀟感覺效果并不大，但如果不報班，她總覺得在起跑線上落后了一步。肖瀟至今都還對孩子沒能考上私立小學而懊惱。

“私立小學雖然學費貴，但教的東西多，像世界外國語小學，一些課程也用英文教的，你說以后怎么比？”更讓肖瀟煩惱的是，“私立小學的孩子也在補。”

除了覺得學校教的內容不夠外，小學放學過早，也是促使肖瀟給孩子報補習班的另一原因。

“現在下午3點半就放學了，而家長都要6點多才下班，我們家里有老人可以去接，其他家庭就只能讓孩子放學后去補習班或托管班。”肖瀟說，“孩子自覺一些的（到家）會看看書、寫作業，不自覺的回到家就是玩。”

肖瀟嚴禁孩子看電視，因此鵬鵬放學后就在家玩積木、跳繩，對此，肖瀟也很無奈，“只能等我們回到家，吃完飯8點多了，再監督他讀書、做作業。家長真的很累，學校是減負了，負擔都落到了家長身上。”

肖瀟告訴澎湃新聞，鵬鵬所在的班級里，大部分的學生都在外補課，還有一些學生上“團課”，共同請一個老師，組成小班教學。

而鵬鵬周末兩天，基本一天半都在補課，肖瀟不僅要接送孩子，更要陪同聽課、做筆記，“孩子那么小，連筆記都不會做，很多題目也聽不懂，只能家長先學習，回家再慢慢教，孩子和家長都累。”

肖瀟無奈地表示：“如果學校可以多教一些、深一些，每天不要放學那么早，我們也不會讓孩子去外面補課的，減負就是一刀切，學校給學生減的負，都增加到了課外，減負又有什么意思呢？”

正在上二年級的朱迪目前在新東方培訓機構學習英語，在學而思學習數學，談及為何要報補習班，她的媽媽也表達了與肖瀟同樣的焦慮，“其實孩子求知欲很強，很喜歡上課外班，覺得能學到東西，但學校無所作為，怎么辦？”

朱迪的媽媽坦言，現在女兒的課本確實很簡單，而放學又早，“基本上作業在學校就都完成了，3點鐘放學回到家，有那么長一個時間段，她干嘛呢？就想讓她學點其他的東西。”

當澎湃新聞問及，如果學校里面學到的知識足夠多，放學時間也晚一些，還會不會送朱迪去上學而思等課外補習班，朱迪媽快速回應稱：“不會，如果學校里面能夠吃得飽，我何必再花這些額外的錢去外面補習呢？”

“跟不上”的焦慮

11月26日，澎湃新聞記者以學生家長身份前往上海廣中路一家學而思培訓機構進行咨詢，工作人員稱：“現在報名情況比較緊張，尤其是一二年級的班額都很緊俏，三年級會稍微好一點。”

為什么一二年級會成為補課的高峰？

據澎湃新聞了解，上海市早在2004年就下發了《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若干意見》， 其中明確提出“小學一二年級不得留書面家庭作業”。

此后，上海市教委又推出了一系列減負措施，包括2014年推出了小學“零起點”教學、“等第制”評價等進一步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的新措施。

這些措施2014年已在上海部分小學一二年級進行試點，老師被嚴令要求做到“五不”：不拔高教學要求，不爭搶教學進度，不加大教學難度等。

但對于市教委下達的減負政策，有的家長并不買賬，甚至因為減負政策對一二年級的“格外照顧”，不少家長開始擔心，孩子升入三年級后會出現“斷層”，于是紛紛在孩子剛入小學，甚至幼兒園階段就開始做足準備。

“現在一二年級太簡單，到了三年級課程就會突然變得復雜，家庭作業也會變多，在家要是不寫不練，三年級孩子怎么跟得上？”肖瀟說，為了讓孩子盡早適應三年級的學習狀態，她現在只能自行給孩子布置作業，“有時讓他做一些學而思數學題，有時就刷奧數題，總之要提前適應在家做作業。”

“三年級就是一個分水嶺。”盡管女兒成績非常優秀，但對于即將到來的三年級，朱迪的媽媽也還是有些擔心。

“我看了孩子現在二年級的課本，真的是蠻簡單的，公辦學校有一個教育局下壓的教學大綱，固定死的，老師也不敢擴充內容。”她說，有些家長認為孩子不需要學太多內容，一旦老師擴充內容，就有可能去學校投訴老師。

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師們只能按照教綱走，一二年級很多教授的內容其實孩子早已熟識。一些因此而焦慮的家長，只能給孩子在外報補習班。

“現在小學低年級講的數學和英語，說難聽點，就只是幼兒園小朋友的接受程度。” 孩子在上海徐匯區一所重點小學就讀二年級的施艷說，現在學校教授的知識體系比較薄弱，尤其是幾次課改后，數學和英語變得非常簡單，“可以說很多小朋友都面臨‘吃不飽’的狀態，光靠學校的學習是完全不夠的。”

以肖瀟、朱迪的媽媽、施艷為代表的一些家長，對于國家不斷實施的減負政策，擔憂不止：一是公辦學校教育太簡單，二是擔心升上三年級后孩子跟不上，從而影響小升初。

而“跟不上”的焦慮一直籠罩在家長們的頭頂，為此，他們不惜花費重金和時間，讓孩子始終跑在國家規定教育的前面，減負政策也變得背道而馳。

但也有一部分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持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現在的小學教育不是難，是給學生的太多了。”孩子就讀于小學二年級的范女士認為，現在小學一二年級的教育并不簡單，而且內容很豐富，她的孩子在幼兒園并沒有報過任何補習班，現在從零學起，其實還是有些費勁的。

但她并不后悔以前沒報班，“這就是孩子的成長規律，該玩的時候就玩，雖然現在很費勁，但是這個勁是一直使著的，以前是得B，現在還是得B，但有些被家長折騰去報補習班的孩子，以前得A，現在知識儲備用完了，也開始得B。”

范女士說，一直給孩子報補習班、超前教育其實并不是一件好事，“以前這些孩子都是超前學習，一到學校就覺得很簡單，都學過，那如果等他們以后不補課了，跟著學校的教學走，對學校的功課一點感覺都沒有，可能會更不適應。”

對于明年要升入的三年級，范女士也有自己的焦慮，但她覺得，只要孩子一直在努力，就可以了。

吳玫的女兒笑笑在廣州一所小學讀三年級，最近她了解，笑笑班里46名學生，竟然有30多名都在外上學而思，“其實我是不太贊同的，很多學生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輔導班中了，平時學校里老師布置的作業反倒不能很好的完成。”

吳玫告訴澎湃新聞，女兒所在的班級有學生每周上7天輔導班，對學生而言非常累，“我不知道那些課內知識都還沒掌握的學生，到外面能嚼得爛知識嗎？我是持非常懷疑的態度，認為還是應該把課內知識先學好，而不是應該顛倒過來。”

減負給補習班提供了市場？

1955年，教育部下發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教育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

隨后，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門每隔幾年就會出臺先后多項減負政策，政策從呼吁變得越來越詳細、具體，在2013年8月教育部下發的《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以下簡稱《十條規定》）征求建議稿中，更是明確的提出了十條具體規定。

《十條規定》包括：陽光入學，嚴格實行免試就近入學；均衡編班，嚴禁分重點和非重點班；“零起點教學”，不得拔高要求和加快進度；小學不留書面家庭作業；一至三年級不舉行任何統考；全面取消百分制；教輔材料“一科一輔”；嚴禁違規補課；每天鍛煉一小時；教育部門每學期公布督導報告。

同年3月，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下發了號稱“史上最嚴減負令”的《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過重課業負擔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中明確指出，要嚴格控制學校在校學習時間，小學生在校學習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嚴格控制課外作業總量，小學至二年級不布置家庭作業。

此后，以《十條規定》為基礎，各地陸續出臺了相關文件，落實義務階段學生減負工作，對學生的課程設置、課外作業、教學難度等作出了嚴格細致的規定。

其中大多數的確皆對小學生的在校時間和課后作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如天津，也要求小學生在校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一二年級不得留家庭作業。

然而在政策不斷對中小學減負三令五申的背后，卻是課外補習機構如雨后春筍一般的瘋狂生長。

更令人關注的是，減負政策的重點區域——小學一二年級，正是課外補習機構開設班次最多、報班最難的階段，初中、高中階段開設班次則逐步大幅減少。

12月1日，中國教育在線制作發布了《2016年基礎教育發展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根據學而思（后更為名為好未來）培優網站公布的開班列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學而思開設小學階段輔導班次7萬多個，比初中（4萬個）與高中（1萬個）之和還要多。

在培訓人次方面，好未來教育集團從2013年82萬人次增長到2016年的230萬人次，2014-2016年度對比增長幅度分別為25萬人次、43萬人次、80萬人次。

廣州越秀區一家學而思機構的老師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曾直言：“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越來越重視，學校承擔的教學內容無法滿足家長的要求，補習機構也是應市場而生。”他表示，二孩政策開放后，早教和補習市場應該會發展得更加紅火。

教師：部分家長對孩子要求太高，也有隨大流現象

究竟是公辦學校真的“吃不飽”，還是家長們過于焦慮，一直在超前教育？

對此，曾任職于西安一所學而思機構的李馭認為，現在的小學課程偏簡單，導致不少家長選擇校外機構“加餐”。

“其實減不減負的差別并不大，學生的學習的總量是不變的，只是區別在于，是在學校補課，還是校外‘加餐’。”李馭說，減負的最初原因是中國學生課業壓力大，但實際上其他國家學生壓力也不小，只是分散在體育、領導力、創新力等方面，而中國自古以來都以成績為主，學生集中精力在成績上，因而顯得課業負擔特別重。

“家長看得很清楚，要考好大學，不求成績多高，但求‘考得比別人好’。”李馭稱，中國考試標準都是排名制，在這種環境下，家長不僅要考慮孩子個人的努力，還要考慮別人的努力，“自己保持不動，讓人家超過去了，就是退步。”

因此，他表示，減負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真正應該做的是，逐漸多元化人才選拔標準，要不然減負這個口號既沒有必要，也是無法實現的。”

對此，上海市靜安區某小學張姓校長并不太贊同。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小學一二年級的教學目標、內容都不簡單，“家長為孩子報讀補習班與學校的教學難度關系并不大，只是家長重視教育的一種表現，也體現了家長的培養觀。”

他認為，現在家長對孩子要求普遍較高，導致部分家長急于給孩子報班補習，希望孩子盡快進入“第一梯隊”。

而上海原閘北區某小學郭老師也提出，減負后課程并不簡單，“就語文而言，無論是生詞量還是課文篇目都較之前有所增加。”但由于政策要求，一、二年級不留書面作業，沒有書面考試，使一些家長認為孩子“太閑”，而把目光轉移到了課外補習機構。

“有的家長會覺得，反正孩子閑著也是閑著，不如出去學點東西。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家長屬于隨大流性質，看到別人報了，就跟風給自己孩子報班。”

對于家長所擔憂的一二年級和三年級斷層問題，郭老師坦言，減負政策一刀切的作業要求確實對部分學生造成了負面影響。

“現在一二年級強制不得留書面作業，三年級則沒有要求。于是一到三年級，家長就會覺得作業突然增加，孩子做不完了。其實在此之前，孩子從未做過書面作業，書寫速度較慢，加上各學科作業集中在一起，必然會有這個問題。”郭老師認為，一二年級適當留些作業，讓孩子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擁有一些書寫作業的能力，或許更符合教育規律。

而張校長指出，小學一二年級屬于低年級，教學要求和難度確實不高，三年級則屬于小學中年級，語文會要求寫作文，數學有應用題，英語的單詞和語法要求也會提高，少數學生可能需要進行補差來跟上整體進度，但不能一概而論。

專家：總體應減負，但不要“一刀切”

“總體是應該減負的，但學校在減負時不要一刀切。”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吳穎民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減負指的是“減掉總體而言過重的規定性課業負擔”，這個是應該的，因為中國中小學生確實存在總體而言負擔過重、投入學習時間過長的情況。

但他認為，學習負擔是因人而異的，不同學生對待同樣的學習壓力或許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學校在貫徹落實減負政策時，不應“一刀切”，而是應根據不同學生的需求和學習能力來合理分配學習要求和任務，“全面關心每一個學生，以人為本，以生為本，這個才是學校應該去努力的。”

對于家長提出的在公辦學校“吃不飽”問題，吳穎民表示理解，“我們國家現在的升學指揮棒還主要是考試成績，其他的因素基本不做參考，在升學考試時，就算評語再好，也不能超越比他高一分的學生，總體來說，還是成績和排名。”

他認為，在這樣的錄取標準下，學生和家長不惜一切代價拼成績，在外上補習班，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部分家長認為孩子學有余力，并不代表整個教育系統都過于減負，“負擔是因人而異的，一旦具體到個人，都是具有合理性，但減負針對的不是個人，是一個整體。”

“總體來說，家長也是比較無奈的，因為他們不能對抗整個社會的潮流，對于升學制度也只能服從，沒有能力抗爭。”吳穎民表示，在這種環境下，家長更要積極調整心態，有一個端正的育兒觀，對孩子也要有合理的期望，不要額外給孩子太大的壓力。

（文中除李馭和吳穎民，其他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