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點評】

作者：黃雅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近年來，中文播客在媒介環境的劇烈變遷中漸露頭角，成為都市青年獲取信息、表達意見以及建構社群的重要渠道，也在某種程度上對傳統媒體進行著一定程度的補充和重塑。從最初的“極客電臺”到在線廣播與知識付費，再到如今主題多元、內容專業、互動深入的播客生態，數字音頻的發展既內嵌于互聯網和移動傳播的技術脈絡之中，也深植于新聞行業發展和青年文化演變的本土語境中，這些特征也為播客的發展提供了依據。

2020年，很多具有獨立身份標識的播客社群開始形成，加之錄制工具的普及以及移動傳播生態的成熟，使播客進入了技術上“全民可做”、內容上強調“自我表達”的新階段，特別是科技、醫療、法律、金融等領域從業者的加入，使播客的內容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垂直、深度等特征。

在關于中文播客發展脈絡和風格特征的論述中，其隱性的新聞基因往往被忽視，事實上，當前的中文播客生態很大程度上是由傳統媒體及其從業者奠定的。2016年前后，一些記者探索創辦了《故事FM》《聲東擊西》等播客節目；2017年，部分傳統媒體嘗試將文字報道以音頻方式轉換與延展；2019年前后，由文化記者制作的“泛文化類播客”更形塑了中文播客的基本景觀。這些節目涵蓋聲音紀錄片、訪談、資訊播報等，借助聲音這一調動感官和情緒的媒介，建構起一個既公共又親密、兼具反思性與情感性的交往空間。

換個角度看，當前主流的播客節目可視作傳統新聞報道在“聽覺復興”時代的新生。對談、訪談類節目是以往電視訪談和新聞評論的延續，不少主播都曾提及受電視訪談節目的影響；日更的資訊播客類似傳統電臺的晨間播報，聽眾評價其“就像早餐時間看早報一樣”；聲音特稿則是調查報道在聲音空間的延續，強調以“客觀中立的報道和沉浸式制作”呈現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議題。相比于“短平快”的視頻媒介，播客更是一種思考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越過流量邏輯進行深刻而細膩的表達；同時，相比于傳統新聞媒體，播客所建構的是一種更輕盈的公共性：它不是街頭或廣場上的爭論，而是書房中的論辯和客廳里的交談。而這正源于聲音的魅力：既能容納個體講述，又能承載集體合唱；既能滿足私我情感，又能召喚共同體價值。

近年來，中文播客的參與主體和話題內容正悄然變化，“耳朵經濟”屬性凸顯。越來越多文娛明星和商業品牌入局播客，在聲音空間延展既有影響力，一方面為播客帶來可觀的用戶和流量，提升其商業變現能力和行業可見性；另一方面，強化了原本并不凸顯的流量邏輯，超級頭部主播的虹吸效應也對多元化、慢節奏的內容風格造成一定影響。從內容上看，播客更傾向于個人成長、親密關系、情緒管理、理財規劃等私領域議題，不再像早期播客那樣關注知識分享、社會觀察和公共討論。這固然映射出聽眾需求和整體社會文化的轉變，也反映出平臺生態與創作品位之間的精細調適。

日益顯著的商業化和個人化趨勢也重塑著播客的公共性圖譜：拓展了表達維度，使個體經驗與微觀情感獲得更多理解和共鳴。與此同時，與節目數量和商業發展不相匹配的是，播客作為聲音媒介本身的表現力尚未充分開發，一些播客的錄音條件不佳、后期制作粗糙，而在國外風靡的紀實類、敘事類以及具有試驗性的播客體裁在國內仍屬稀缺。

在此背景下，更多專業媒體的加入將是中文播客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不僅能帶來更豐富的議題視角，也能有效提升節目的內容深度和制作水準。傳統媒體及媒體人在播客中展現的專業素養無須贅言，這些節目深受歡迎也反映出，在信息生態碎片化和信息焦慮并存的環境中，公眾對于專業、深度的硬核信息仍有持續需求。在國外，新聞媒體向來是播客的重要生產者，播客也被視作媒體數字化轉型和重建公信力的重要路徑。對我國媒體而言，播客或許也可以成為媒體融合走向縱深的新前沿以及新聞專業性在數字時代的新載體。

2020年中文播客爆發初期，有媒體盛贊其“把聲音當作泥和磚，在視覺媒介的世界之外，構筑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烏托邦”。當前，中文播客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只有成熟的商業模式才能確保更多行動者的持續投入，推動行業繁榮。當播客兼顧市場價值與文化使命，才能真正成為數字中國語境下新型公共空間的有機組成。

《光明日報》（2025年06月11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