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張斑駁泛黃的手稿上撰寫的研究提綱,展現了《中國昆蟲學史》這部重要著作的最初模樣,也讓人想起它的作者——我國著名昆蟲學家、西北農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前身)教授周堯為之奮斗的日日夜夜。
周堯為《中國昆蟲學史》撰寫的研究提綱。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供圖
周堯為《中國昆蟲學史》摹寫的甲骨文材料。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供圖
幾張斑駁泛黃的手稿上撰寫的研究提綱,展現了《中國昆蟲學史》這部重要著作的最初模樣,也讓人想起它的作者——我國著名昆蟲學家、西北農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前身)教授周堯為之奮斗的日日夜夜。
1957年,周堯撰寫的《中國早期昆蟲學研究史(初稿)》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看起來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卻引起了強烈反響。它不僅獲得了國內昆蟲學界和科技史界的高度贊譽,在國外也產生了廣泛影響。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的《中國古農書考》都引用了該書的成果。
編著中國昆蟲研究史
在《中國早期昆蟲學研究史(初稿)》出版前,周堯已經是一位聲譽卓著的昆蟲學家,卻為何鉆進故紙堆,開始從事昆蟲學史研究?這一切都源于他長久以來的一個心結。
在南通農學院(揚州大學前身之一)讀書時,周堯聽到老師講述昆蟲學歷史時,提到中國沒有自己的昆蟲學史,這讓他很是不平。后來,他每每讀到西方的昆蟲學史著作,發現書中都對中國的貢獻只字不提,這讓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傷害。
新中國成立后,他作為西北農學院的代表,出席了教育部召開的教學大綱制訂會議。當時的教學大綱主要參考蘇聯教材的大綱。而蘇聯的教材里,也很少提及中國。周堯和與會的同志都希望在新大綱中編入中國昆蟲學的成就,卻苦于缺少這方面的材料。為了總結祖國昆蟲學成就,他在會上便接下了書寫中國自己的昆蟲學史的任務。
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其艱辛程度不亞于發現一個昆蟲的新屬種。
一方面,除蠶桑和蝗蟲外,古代沒有其他昆蟲的系統記錄。很多材料都分散在浩如煙海的各類古籍中,而且年代不易考證,文詞深奧難懂、語焉不詳,搜集整理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另一方面,周堯承擔了很多野外采集、觀察解剖、分類研究的工作,還有數門課程的教學任務,用于整理和搜集史料的時間十分有限。
好在周堯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得到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的鼎力支持,并且西北農學院的教授石聲漢、夏緯英、王振華,北京農業大學教授王毓瑚以及華南農學院教授梁家勉等也為他提供了幫助。在多方的助力下,周堯從正史、地方志,以及《詩經》《爾雅》《本草綱目》等大量古籍中尋找線索,先后查閱線裝書7000多冊,摘錄了大量資料。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中國古代昆蟲學的畫卷在他眼前徐徐展開。他發現,在昆蟲學領域里,中國古代不論是益蟲利用、害蟲防治,還是昆蟲學理論的觀察研究,都有極其光輝的成就,這些成就甚至和四大發明一樣,為全人類作出過重要貢獻。
周堯依據這些古籍文獻,深入研究了中國古代昆蟲學的主要成就,撰寫了《中國古代在昆蟲研究上的成就》《我國古代利用益蟲和防除害蟲的知識》等論文,1955年發表于《光明日報》《昆蟲知識》等報刊。在此基礎上,周堯于1957年完成了《中國早期昆蟲學研究史(初稿)》。該書以充分的史料論證出,中國在益蟲飼養、害蟲防治、昆蟲生物學和形態學研究、天敵與化學藥劑利用諸多領域,都比歐美早了幾個世紀。
《中國早期昆蟲學研究史(初稿)》是國際上第一部研究中國昆蟲學史的拓荒之作,第一次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古代在昆蟲研究和利用上的卓越成就,由此糾正了國際昆蟲學界認為中國古代無昆蟲學的長期偏見。
此后,周堯充實考古資料,對原有內容進行訂正、補充,并廣泛聽取專家的意見。經反復修改,1980年,《中國昆蟲學史》由昆蟲分類學報社出版,1988年修訂后由天則出版社再版。1981年9月,《中國昆蟲學史》獲1980年度陜西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一等獎;1989年11月獲首屆全國科技史優秀圖書一等獎;1990年10月獲國家新聞出版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
《中國昆蟲學史》確立了中國在國際昆蟲學研究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在國際昆蟲學界和科學史界產生了很大反響。隨后,《中國昆蟲學史》被譯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等版本,內容被國內外專著和教科書廣泛引用。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古人類學家賈蘭坡,生物學史家張孟聞,昆蟲學家朱弘復、趙修復、夏凱齡,農史學家梁家勉等均給予高度評價。張孟聞稱其“實為我國昆蟲學歷史揚眉吐氣之作”。
實現“科學救國”夢
周堯就是這樣始終把祖國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早在中學時代,他目睹了祖國的深重危難,便積極投身愛國運動。進入大學,他放棄熱門專業選擇攻讀冷僻的昆蟲學,畢業后克服困難自費出國留學,為的就是實現“科學救國”的夢想。留學期間,他處處維護祖國的榮譽。抗戰爆發后,他疾呼“大蟲不殺,殺小蟲何用!”義無反顧勇蹈國難,投筆從戎。
在學術上為國家爭榮譽、爭權利,成為周堯在科學事業上奮勇前行的精神動力。
在艱苦的歲月里,他以個人之力,創辦昆蟲研究所,出版昆蟲學刊物,為的是“科學昌明,國家始能永存,民族方有光榮”;他立志研究中國昆蟲分類學,是決心改變中國昆蟲95%由外國人命名和研究的現狀;他創辦《昆蟲分類學報》,是為盡快推動中國昆蟲分類學事業的發展,使中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他晚年傾力投入蝴蝶研究,組織全國學者編寫《中國蝶類志》這部巨著,填補了中國蝴蝶研究的諸多空白,為中國蝴蝶的生物學、遺傳學研究和資源保護奠定了堅實基礎。他還創建了中國最早、規模最大的昆蟲博物館,為國際宣傳和學術交流服務,提高祖國在世界上的政治聲譽和科技影響。
“我愿在我見到列祖列宗時,能夠無愧地對他們說:我心中無時不想著祖國,我一生沒有浪費時間。”在7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周堯心中始終裝著祖國。他淡泊名利,潛心研究,雖歷盡坎坷而百折不撓,奮勇開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科學奇跡。他用自己坎坷而輝煌的一生,詮釋了什么是愛國奉獻。
(作者:南京農業大學 夏如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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