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曹一，馬建紅（法學博士）

對于學生來說，每年的6月份都顯得格外熱鬧。上旬有一年一度的高考，考生、家長和老師自是如臨大敵。莘莘學子們十二年的寒窗苦讀，為的就是這場考試。隨后上一所好學校，畢業后找一份好工作，過一種讓人艷羨的、體面的生活。既然升學、就業乃至往后整個的人生都取決于這場考試，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不過，考場上“過線”的學子們，只是在理論上具有了找一份好工作的可能，至于能否變為現實，還要經歷一系列求職入職的考試。所以，每年6月份的熱鬧還有“下半場”，那就是四年前高考的勝出者們，將以不同的姿勢和心態走出校門。有的人興高采烈，因為他或許已在另一場選拔性考試中取得佳績，將進入研究生院繼續深造；有的人將走向工作崗位，對未來滿懷無限憧憬；另有一些同學則似乎沒那么幸運，就業前景一片暗淡，不知前路在何方。不管以何種姿態走出校門，學子們到了單位后就會發現其中一些他們難以勝任的地方。這個時候，人們難免發出“高分低能”的感嘆，在抱怨一番“應試教育”之害后，又無可奈何地進入了下一輪考試選拔的循環。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太重視高考了。大多數人認為，在這一相對公平且影響廣泛的考試制度中的佼佼者，自然是各方面出類拔萃的人才，殊不知這實際上賦予了高考不能承受之重。作為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的選拔性考試，既要考查考生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又要兼顧考生能力的考核，還得關照地域之間的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差異，所以在一次全國性的標準化考試中，只能選拔出那些在記憶力、計算能力、邏輯思維、閱讀與寫作等各方面大致上均衡的學生，至于考生個殊化的興趣和才能，則無法得到甄別。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考試歷史傳統的國家，科舉考試從隋煬帝時的605年開始施行，直到清末由光緒皇帝于1905年廢止，在朝代更迭間斷斷續續地運行了1300年。在其初興的唐宋時期，科舉考試確曾為朝廷選得大批治世能臣，而經過數個世代的淘洗和固化，到明清時期，科考制度在形式上益形完備，那些披荊斬棘走過獨木橋的人卻越來越難擔治國重任。這是因為，四書五經的釋讀與破題起講等為文的八股格式，考出的是一些中規中矩的書呆子，至于選賢舉能的功能卻無以發揮。

不惟如此，即便在堪稱標準化考試典范的現代美國，其考試評估制度與人的真才實學之間的契合程度也并非完美。眾所周知，SAT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主辦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它主要考查學生是否有能力足夠適應大學的教育，其成績是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它相當于甚或重于中國的高考。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學者尼古拉斯·萊曼先生的著作《美國式“高考”——標準化考試與美國社會的賢能政治》，即The Big Test：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meritocracy ，對此有詳盡的介紹。

萊曼在書中寫到美國人對高等教育的重視，認為美國的社會情形是“在這個國家劃一條線，上過大學的在線的這邊，沒有上過大學的則在線的那邊。”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條界線還會變得愈加分明，“一個人站在這條線的哪邊，要比其他分野，如地域、種族、年齡、信仰、性別、階層等，在收入、心態以及政治行為等方面更具指向性。當人們為自己的生活乃至子女的生活設計藍圖時，高等教育永遠是規劃的重中之重。”這樣，能否通過考試、接受高等教育以邁入精英階層，對一個人的人生乃至家庭的生活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也因此而使得“一項只能考查人的某些方面能力，即在學校表現是否良好的考試”，成為其能否走上成功之路的強烈預示。可以說，考不考得上和上沒上過大學已成為一條更直觀、更有效的分界線，線上或線下，線這邊或線那邊，涇渭分明。

萊曼的分析告訴我們，即便在美國，這種考試的方式也并不能解決成績與實際能力之間的不完全對應關系，“能力或優長是多維的，不能指望僅通過智力測試或是教育本身，就可以發現一個人的所有長處。例如，發現不了才質，發現不了原創力，發現不了幽默感，發現不了堅毅，發現不了同情心，發現不了常識水平，發現不了獨立性，發現不了決斷性，更遑論道德品質。不可避免，其所判斷的是人類的某種潛力，而非在被選定的工作領域長期積累的現實表現。”這段話用來解釋“高分低能”的現象，實在是最恰如其分的。

在清末備受抨擊的科舉制度被廢止后，人們很快就發現，它其實是一種弊端最少的人才選拔方式。美國人意識到了標準化考試存在的弊端，不過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對其進行改革和完善，而非取消。我們在恢復高考后的四十年間，經歷了考試時間、方式、科目、評估標準等方面與時俱進的變化，它雖然被人質疑，但它依然是人們最可信任的一種人才選拔方法，它在證明一個人的學習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人，只要有學習的能力，就為成功提供了無限可能。因此，由高考來劃定一條線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原標題：高考：“線”的兩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