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校生編寫“教父”軟件形成黑色產業鏈泰州破涉案金額最大外掛搶紅包案

如今，微信紅包不僅成為親朋好友之間常使用的娛樂工具，也是朋友之間聯絡感情的社交工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卻利用微信群建立起網絡賭場，通過制定諸如“接龍”“埋雷”等多種多樣的搶紅包規則，公然組織網友進行搶紅包賭博，并從中牟利。

覬覦“紅包誘惑”還有更為隱秘的方式。近日，江蘇省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就在查處微信紅包涉賭案件時，發現有人通過網絡社交平臺販賣一種名為“教父”的搶紅包外掛軟件，對微信應用具有明顯破壞性。

警方順藤摸瓜，很快挖掘出其背后隱藏的一張復雜龐大的“外掛”銷售網。經過三個月偵查，在6省警方的協助下、在騰訊守護者安全團隊的配合下，警方抓獲全部8名核心犯罪嫌疑人和多名經銷商，此案涉案總金額高達4000余萬元，是目前全國涉案金額最大外掛搶紅包案件。

避“雷”搶紅包有奧秘

姜堰居民王元和李鳳（化名）是一對夫妻，沒有固定工作，沉迷賭博并經常流連于各個賭場。去年下半年，兩人開始加入各種微信群，參與搶紅包賭博中的“捕魚”玩法，即群成員發出固定數額紅包，約定搶到紅包金額的最后一位數是幾為“雷”，搶到跟“雷”數字相同的人，就要全額返包給發包人。

起初，兩人玩得不亦樂乎，但長久下來總是輸大過贏，怎樣才能避免中“雷”？通過網上查詢以及與賭博群群主交流，他們接觸到了“教父”外掛，并從一網名為“成都三哥”的網友那里第一次購買了外掛軟件的授權碼。果真，裝了外掛后，紅包群里最后一個非“雷”紅包總能被他們搶到，兩人一時間贏了不少錢。

嘗到甜頭的夫妻倆從外掛軟件上看到了商機，又多次與“成都三哥”聯系購買授權碼，并通過自己的網絡社交平臺以每個300元至400元左右的價格推薦販賣“教父”外掛軟件。同時，由于“教父”外掛只能安裝在已“越獄”的蘋果手機上，他們就到二手手機市場，專門購買蘋果手機“越獄”安裝外掛后，連同手機一起出售，僅兩個多月就盈利近4萬元。

2017年2月，姜堰分局網安大隊民警在進行網上巡查時，發現了這款外掛軟件，經提取鑒定得出結論：“教父”程序對“微信”程序的功能進行了增加、修改并影響了微信“搶紅包”活動的正常用戶操作流程，對“微信”應用具有破壞性。即“教父”外掛軟件的制作和販賣行為已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犯罪。

建黑色產業鏈分級經銷

3月15日，在充分掌握王元、李鳳的不法事實后，民警迅速出擊，將二人抓獲歸案。經審訊，警方發現王、李二人只能算是“教父”外掛的零售商，“成都三哥”一般也是利用微信分別向這些零售商販賣授權碼，在其之上還有高級經銷商和軟件作者等重要角色。

考慮到案情復雜、涉案金額較大，為了進一步深挖案件，姜堰警方快速抽調力量成立專案組，開展深度偵查工作。“嫌疑人注冊微信用的手機號碼、綁定的銀行卡都不是本人，其網名信息也給我們的偵查工作帶來了很大誤導。”姜堰分局網安大隊案件查處中隊副中隊長何案彬介紹說。

經過多次網絡和實地調查，民警終于鎖定“成都三哥”身份為田某（女），并發現其通過多個網絡社交軟件，以廣告的形式推薦“教父”外掛尋找下家。同時，通過調取田某的微信數據進行分析，專案組發現可能是田某上線的3名嫌疑人“B哥”“顏值”“爐裂”。

接下來，民警進一步順藤摸瓜，一方面繼續對嫌疑人的網絡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另一方面兵分多路前往外地進行嫌疑人身份核查和位置追蹤。專案組負責人蔣愛春介紹說：“結合微信群、資金流、電子數據勘驗，近兩個月時間，我們基本查明了‘教父’外掛團隊的人員情況、組織架構和收入分成等情況，確定田某的3名上線就是一級經銷商。”

5月25日，在上級公安機關的指導支持下，姜堰警方組織9個工作組、36名民警分赴各地，根據指令集中開展抓捕、取證工作，在福建、江西、山東、廣東等6省抓獲12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教父”外掛團隊召集人、財務、軟件作者和一級經銷商等8名核心人員，成功斬斷了“教父”外掛整個黑色產業鏈。

大學生寫代碼銷量驚人

隨著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落網，這起案件的疑團也全部解開，令人驚訝的是，“教父”團隊召集人戴某和軟件作者鄭某竟然都是在校大學生。

今年21歲的鄭某酷愛計算機，在初中時代就開始嘗試寫程序，其后考取了某大學計算機系。近年來，網上出現不少“搶紅包”外掛，出于好奇，鄭某在借鑒這些外掛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想法和微信紅包“捕魚”玩法，寫了“教父”外掛代碼。

據了解，“教父”外掛只能在蘋果手機上使用，安裝“教父”外掛后，使用者通過微信多開軟件登錄兩個微信賬號，其中一個為“主號”，另一個為“小號”，這兩個微信賬號都需加入微信紅包“捕魚”群。運行外掛后，使用者只需在“主號”里手動搶紅包，是否為“雷”無法確定，“教父”外掛會自動監控“主號”的紅包數據，計算出最后一個紅包是否為“雷”，如果不是“雷”，“小號”會自動快搶最后一個包，如果是“雷”則不搶。

起初，“教父”外掛也只是共享在網絡論壇，網友可以免費下載使用。但當鄭某同學戴某得知后，則想出了利用外掛軟件賺錢的主意。他先是讓鄭某修改代碼，加入安裝授權步驟，再通過租用網絡服務器提供授權碼驗證服務，只允許授權后的外掛軟件正常使用，接著他再通過網絡召集合伙人，最終形成了8人“教父”團隊，約定利益按比例分成。

除了召集人、作者和財務，另外5名團隊成員負責“教父”外掛的銷售工作，他們通常以每個授權碼120元的價格大批量賣給二級經銷商，二級經銷商再加價賣給三級經銷商，三級經銷商可以繼續轉給四級經銷商或者直接出售給個人，層層獲利。據統計，2016年7月以來，“教父”外掛授權碼已售出13萬個，主要犯罪嫌疑人獲利超過1500萬元。

截至發稿前，姜堰警方已初步查明涉及此案的全國各地二級經銷商有20余名、三級經銷商有300余名，涉案總金額高達4000余萬元。目前，歸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