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間，人們的學習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中小學學生居家網課，各大高校也實行了更為嚴格的封閉管理措施，對學生群體心理健康產生了一定程度影響。

疫情之下青少年容易產生哪些心理健康問題？如何進行調節？如何解決矛盾？北京安定醫院抑郁癥治療中心病區主任，精神科主任醫師、心理治療師沙莎接受了新京報記者專訪，分析了青少年心理問題產生的原因，并基于以往經驗給出實用建議。

沙莎在心理危機干預方面有豐富經驗，曾參與“5.12”汶川地震、北京“7.21”暴雨等多起突發事故的心理危機干預，2020年，她作為北京市屬醫院援鄂醫療隊隊員赴武漢抗疫一線奮戰兩個月，負責醫療隊隊員及重癥新冠肺炎患者心理狀態保障工作。

沙莎介紹，在心理發育上，25歲之前都可被稱為“未成年人”。這是因為，雖然人的進行情緒感受和記憶管理的大腦邊緣系統在15歲左右已經發育完成，但負責理解和控制這些情緒感受的大腦前額皮質一直到25歲左右才會成熟。神經發育的不均衡性會造成這樣一個結果：孩子雖然和成年人一樣能夠感知情緒、情感，卻沒有成年人控制情緒和行為的能力。因此，無論是家長，還是學校，首先要知曉孩子們產生的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的生物背景，明白他們的“身不由己”，然后在“求同”上花時間，讓他們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北京安定醫院抑郁癥治療中心病區主任，精神科主任醫師、心理治療師沙莎。受訪者供圖

疫情狀態下，青少年抑郁情緒發生率升高

新京報：在疫情防控期間，青少年容易產生哪些心理健康問題？

沙莎：先從應激源說起，應激事件就是應激源，應激源根據種類不同產生的后續效應也不同。我們可以將應急源粗淺的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規應激事件，持續時間短，暴露人群固定。比如火災、親人去世的重大創傷，此類危機事件影響的人群通常是固定的，暴露人群的應激反應通常都是由重到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可預測的。

另一類應激源作用是持續的、不可預測的。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持續的不可預測的壓力源。新冠的感染源明確，但傳播途徑隱匿詭譎，難以防范，任何人都可能會成為暴露者。而在這樣的持續且不可預測的壓力作用下，人們有焦慮緊張等情緒反應就可以被預測。

從數據分析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時候，北京安定醫院做了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情況調查，研究納入了1100多名11歲~18歲的青少年，研究結果顯示，存在抑郁情緒的人達到40%，有明顯抑郁癥狀的人達到了30%。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所調查的是抑郁情緒不是抑郁癥。 

新京報：這個數字是高是低？

沙莎：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調研缺乏全國權威流調，沒有發生新冠疫情的時候，15%左右是業內比較認可的一個數據，就是說，100個青少年中有15人左右可能情緒上會發生異常反應，甚至達到疾病狀態。

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看出，疫情狀態下青少年抑郁焦慮狀態的發生率要高于非疫情狀態下。當然，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可能有多重因素，其中包括疫情作用、感染的可能，居家導致的行動受限、居家產生的孤獨感、以及與父母近距離接觸產生的家庭矛盾、學業壓力等。另外，網絡使用也增加了孩子的非現實感，讓孩子產生情緒，沒有辦法在真實世界中進行消化。

關注孩子學習成績、睡眠、食欲等的變化

新京報：青少年出現心理問題前是否有“信號”？

沙莎：這種預測本身就是困難的，我盡量從經驗角度給大家提供一些實用的方法。

從學習效果上判斷，如果孩子學習成績明顯下降，家長就要關注了。有些家長覺得自己的孩子做事拖沓，學習效率不高，學習態度也不積極，但成績沒下降，家長就不要讓自己太焦慮，可以再多一些觀察和了解。

從癥狀層面上判斷，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是睡眠問題，睡眠是居家狀態下最容易被觀察到的信號。首先，要觀察的是睡眠本身的癥狀。孩子晚上入睡困難、失眠、容易醒（正常人醒來2次~3次可以接受）、醒來后無法再次入睡。其次，要觀察日間功能狀態。如果孩子夜間失眠但睡醒后精力體力很正常，這樣的情況可以不給與干預。相反，如果孩子不僅失眠，白天醒來后也困倦乏力，精力差，注意力不能集中，以上兩個標準都符合，說明孩子睡眠出現了問題，家長要關注。部分軀體癥狀，比如食欲出現明顯的減退或增加，也要關注。

新京報：如果發現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家長可尋求哪些方式解決？

沙莎：當發現孩子出現一些很可疑的苗頭，建議家長先冷靜，從多方渠道進行確認。可以與陪伴孩子的其他家庭成員進行溝通，老師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老師從上課互動、作業情況、作業中邏輯的表達、學習成績等都可以發現端倪。

若發現問題，溝通還是家長首先要做的事情。家長可以與孩子聊一聊最近的狀態：是不是不開心？發生了什么事情？愿意跟我分享嗎？家長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是“邀請”孩子溝通，而不是強迫溝通。如果孩子出現明顯的癥狀，比如發生自殘行為，要尋求醫生幫助。

不能簡單粗暴制止，要在“求同”上花時間

新京報：疫情居家上網課期間，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增加了，在手機使用上產生的親子問題比較突出。你對化解雙方矛盾有什么建議？

沙莎：即使沒有疫情，家長和孩子也對手機使用有不同的理解，也常因此產生親子矛盾。應該說，疫情下的居家狀態讓矛盾更激化了。

沖突的本質是“因異求同”，因為我們有不同意見，才需要通過激烈的溝通達成一致，所以不要害怕沖突，但也不能激化沖突。一些家長采用命令的方式告訴孩子：你手機使用時間太長，你要收起來，甚至有的家長言語中帶著粗暴，青春期的孩子是很難接受的。

在心理發育上，無論是兒童、中小學生，還是大學生，25歲之前都可稱之為“未成年人”。這是有科學依據的，從神經發育角度來看，人的進行情緒感受和記憶管理的大腦邊緣系統在15歲左右已經發育完成，但負責理解和控制這些情緒感受的大腦前額皮質，卻是大腦中發育最晚的區域，一直到25歲左右才會成熟。

這種神經發育的不均衡性會造成這樣一個結果：孩子雖然和成年人一樣能夠感知情緒、情感，卻沒有成年人那種控制情緒和行為的能力，所以面對孩子們無法自控的激烈情緒和行為問題，簡單粗暴的制止和缺乏理解的主觀評判，效果顯然都不好。因此，無論是家長，還是學校，首先要知曉孩子們產生的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的生物背景，明白他們的“身不由己”后，然后在“求同”上花時間，讓孩子們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人的精神發育是動態的，不僅是“未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也不可能永遠成熟，在某一刻情緒好時還挺理性，但當遇到壓力打擊時，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退行。

新京報：如何才能做到“求同”？

沙莎：在“求同”這件事上，家長要有耐心，要花時間，要坐下來和孩子談，問問他對手機使用的看法，用手機主要干什么，學習占多大比重，娛樂占多大比重，他覺得使用多長時間是合理的。然后家長再說說自己的看法。交流的目的是了解各自想法，各自讓步，對于手機使用達成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約，包括手機使用的目的、時間等，并對契約的落地執行雙方都可進行監管。可對違約和履約進行一定的懲罰和獎勵措施。這種趣味又平等的方案我們在臨床上比較推薦。

家長可能會覺得溝通麻煩，但孩子會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民主，且通過履約和違約實施過程也可對孩子性格起到塑造作用。

對于大學生來說也是如此，在校園封閉管理期間，學校也要給大學生更多表達合理訴求的空間，讓他們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這需要智慧。

寫情緒日記、運動，讓生活規律起來

新京報：網上有一種說法“大學四年，疫情已經占了近三年”，疫情之下，高校嚴格封閉管理，大學生該如何進行心理調適？

沙莎：自我調節的前提是先做好自我科學有效的防護。然后還可以嘗試增加對自身情緒狀態的識別，可以寫情緒日記，比如我今天情緒怎么樣：憤怒了，焦慮了，我有什么話要對自己說，把問題羅列出來，這些都是直接進行情緒管理的方法。

擴展到行為方面，大學生首先要讓自己的生活規律起來。近二三十年來，生物節律紊亂和情緒障礙高度相關越來越被醫學所印證，現在一些藥物和治療方式都是基于恢復生物節律。居家學習、學校封閉，熬夜玩手機很容易造成生物節律紊亂，因此，大家可以先讓生活規律起來，制定行動計劃，做好時間管理。第二，運動是很好的減壓方式。除此之外，聽音樂、看書、看電影，包括整理收納，都可以起到調節情緒的作用。

如果出現極度焦慮，還可運用“蝴蝶拍”進行自我安撫，“蝴蝶拍”是心理穩定化技術中的一種方法，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嘗試。最后，可以利用社會支持系統尋求幫助，學校、社會都有心理咨詢熱線。

還需要注意的是，大學生生活在一起，彼此交流傾訴，互相幫助解決問題個人情緒問題是可以的，但要做到有界限。舉個例子，大學生封閉在一起，關系好的同學總是找你處理負面情緒，這種行為本身沒有問題，但如果某一天，同學發來自殘的圖片并讓你幫忙保密，這種情況在青年人當中時有發生。我們可以嘗試安撫同學，不過心里一定要清楚，這不是我們能解決的問題，這是精神科醫生的專業范疇。

新京報：在現實中，有些人談到去看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比較忌諱，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沙莎：實際上，精神疾病受重視的程度遠遠晚于對軀體疾病的重視，各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目前西方國家情緒障礙的就診率為20%~30%，患者對自己疾病有內疚感，大家對不熟悉的東西有恐懼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要做好科普，消除大眾誤區，讓公眾了解抑郁癥、了解精神類疾病的不同種類，它是可以被治好的。所以，當青少年出現自殘等嚴重行為的時候，一定要主動尋求醫生幫助，不要有病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