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完善我國靈活用工法律和政策、建議實施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報名條件分級分類管理、規范網絡直播行業稅收核定……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今天上午正式閉幕，3月10日，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大學副校長楊松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透露，她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13件建議和六件議案。

圖為全國人大代表楊松。受訪者供圖

楊松告訴記者，其中關于靈活用工和稅收分級制度的建議與當下的大學生就業息息相關，“很多大學生畢業后做網絡直播，或者成了其他靈活就業的人員，這些政策性完善將有利于保障青年大學生的就業穩定。”

對話

談用工：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險應保障靈活就業人員

新京報：你在建議中提到，我國就業形勢變化較大，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達到了2億左右，靈活用工在法律和政策層面目前存在哪些問題和不足？

楊松：我國勞動關系多元化發展的源頭與動力來自20世紀80年代，國家為打破計劃體制下的終身雇傭制，搞活國有企業，推行市場化、短期化勞動合同關系，這種用工形式逐漸成為主流，為非標準勞動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極大的空間。

較大形勢變化下，我國相應的政策法規并沒有及時迭代更新，例如出現了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等法律政策供給明顯不足的問題，政府對靈活就業人員不知道該怎么管，為了實現既要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又要促進企業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目標，亟須在國家立法層面加強勞動法律制度的頂層設計。

目前，存在立法不足的問題一是《勞動合同法》對靈活用工的定位已不符合實際需要。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季節性臨時用工、退休返聘、兼職等用工形式均未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范圍之內。二是《社會保險法》對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的規定有待進一步明確。“五險”對“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 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實行自愿原則，這是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缺失問題的根源，因為屬于自愿性質、自行承擔繳費，包括騎手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有相當比例出現（企業職工社保或城鄉居民社保）不保、漏保、斷保現象，也就容易出現老無所依的問題。

新京報：未來在完善靈活用工法律政策方面，應該著重于哪些細節？

楊松：一是制定客觀公正、統一適用于所有勞動者的多元化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建議在《勞動合同法》第二條增加一款，明確“本法所稱勞動關系，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或者即使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者實際受用人單位的招聘、考勤、獎懲等勞動管理，為取得作為其經濟生活主要來源的工資報酬，持續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勞動的關系或狀態。

其次，可以考慮將非標準勞動關系，例如季節性用工、兼職、實習等在《勞動法》或者《勞動基準法》框架下分別做出有針對性的規定。

此外，建議修改完善《社會保險法》，解除勞動關系與企業職工社保的強綁定，確立適用于靈活就業人員的多層次社保法律制度。靈活就業人員不愿繳納社保是個老問題，是個新業態與傳統業態普遍存在的問題。最好的政策不是繼續停留在勞動關系與社會保險強制綁定的舊框架下，將靈活就業人員轉化為企業職工身份，而是理性反思如何實現一些學者提出的“將社會保障與傳統標準勞動關系解綁”，將各種類型的社會保險擴展到所有勞動者（不問其是否具有勞動關系），增加各種類型社會保險的待遇水平和吸引力。

新京報：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統計，2020屆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占比16.9%，2021屆高校畢業生靈活就業占比16.25%。大學生也是兼職、實習等靈活就業的“生力軍”，完善靈活用工法律政策是否也有助于保障大學生的就業穩定？

楊松：當然。比如很多大學生畢業就選擇做直播、創業等靈活就業的工作。此項建議能夠保障選擇靈活就業的大學生，更能夠保障外賣騎手等。近年來熱炒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帖子引人深思，它深層次地反映出《社會保險法》的兩個問題：一是是否應當將工傷保險從《社會保險法》中獨立出來，避免將勞動關系與養老保險等強制綁定，同時將勞動者最有需求的工傷保險覆蓋到位，無論勞動者是否具有勞動關系；二是是否應當考慮提高城鄉居民保險待遇，否則即使騎手等靈活就業人員已經有了城鄉居民社保但未自愿加入企業職工社保的，仍然會擔心老無所依。

談稅收：建議出臺網絡直播行業稅收分級分類管理規則

新京報：你提到了很多大學生選擇從事網絡直播工作，也在大會上提出建議分級分類管理網絡直播行業、規范該行業稅收核定，目前針對直播行業的稅收管理存在哪些問題？

楊松：稅務機關在進行稅收征管時，已經考慮到納稅人的差異性。《納稅人分類分級管理辦法》中指出，“將有限的征管資源配置于稅收風險或稅收集中度高的納稅人”。這里所謂的“稅收風險高”，既包括納稅人少繳、不繳或延遲繳稅的風險，也包括稅務部門漏征、少征或延遲征稅的風險。網絡直播行業的從業人員收入差距大、收入形式多樣、收入結構復雜，稅收風險相對更高。如果不考慮行業特殊性，忽視直播人員間的巨大收入差異，對其適用統一的征稅方式，其所可能造成的結果是，要么浪費稅收征管資源，違背稅收效率原則；要么造成稅收征管方式不確定，稅法指引作用不足。

新京報：建立分級分類管理網絡直播行業有哪些有利之處？

楊松：比如，剛畢業進入直播行業中的很多大學生，收入肯定不如頭部“網紅”。對直播行業進行分級分類管理后，可以全面規范直播人員的納稅方式。對于高收入的職業頭部主播，不論是否注冊為商事主體，都應根據經濟實質原則，對其生產經營收入查賬征收，使其不會通過轉換收入形式的方式套取稅收利益。

分級分類管理也有利于照顧眾多中小主播的實際情況。對于底部和腰部主播，稅務機關還是應該實事求是，視情況決定是否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目前，這類從業人員的數量眾多，所涉企業往往規模較小，營業收入微薄，很多甚至處于減免稅限額之下，對其適用查賬征收并不能多征稅款，反而加大了征管成本，降低了稅收效率。按照分級分類管理的要求，對這一部分納稅人，適用核定征收更符合科學征管原則。

新京報：建立這樣的管理制度有哪些具體方案可行？

楊松：建議國家稅務總局出臺網絡直播行業稅收分級分類管理規則，統一直播從業人員分級分類的具體標準，區分不同情況分別處理。其次，建議國家稅務總局細化核定征收的實操規則，明確核定征收的適用范圍和適用標準，在規范頭部主播納稅行為時，兼顧廣大中小主播的實際情況。

第三，對未做工商注冊但符合經營特點的直播收入，建議稅務機關按經營所得課稅；對其中規模小、收入低的主播，仍可考慮適用核定征收方式。對確有必要改為查賬征收方式的納稅人，如果已經按照稅務機關核定結果履行納稅義務，建議不追溯認定為違法行為，只追繳所欠稅款，不予行政處罰。

網絡直播行業發展迅速，傳播了文化，帶動了消費，也促進了就業。不過，該行業的業態比較復雜，頭部主播只占很小比例，大部分都是中小主播，收入不穩定，經營不持續，多平臺直播的現象也比較突出。

談法考：建議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報名條件分級分類管理

新京報：作為高校的副校長和法學教授，我注意到你今年還關注了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報名條件，提出了分級分類管理的建議，這與大學生是否相關？

楊松：是的，這與學習法學的學生息息相關。根據2018年司法部《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9條第5項，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只有獲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或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才能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在過渡期間，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報考資格采取 “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對于辦法實施后的新人將實施新辦法，即2018年后入學的學生將適用本辦法。

每年都有部分非法學類本科生考取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為培養復合型法治人才，我國專門設立法律碩士（非法學），即只有非法學類本科可以報考的法律碩士。“新人新辦法”將對他們產生嚴重影響。一方面，考取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時間成本過高。依據《辦法》，從2022級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研究生開始，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的學生須經過三年的法律知識學習，取得學位后，才能夠報名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這大大增加了相關學生的考試時間成本，也大大削弱了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的學生跨專業學習法律所具備的優勢。

另一方面，嚴重影響相關研究生的就業。大部分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研究生會選擇法律相關的職業，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是法律職業準入的普遍性要求，尤其是研究生。換言之，畢業生只有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才能夠找到法律相關的工作。《辦法》導致相關研究生畢業后即可能面臨失業，因為他們至少半年后才能通過考試從事有關職業。

此外，不利于法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大部分學生選擇跨專業進行法學研究生的學習，是為了具備更加專業的法律知識并且能夠及時獲得法律職業準入資格，《辦法》對于報名條件的限制會使得非法學類本科的學生對于此種選擇產生憂慮，進而打消選擇法學專業繼續學習的積極性。

新京報：針對上述問題，你有哪些建議？

楊松：建議對《辦法》予以調整，允許非法學類本科在讀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等在讀研究生在報名時提交學信網相關在讀信息，報名參加當年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對于通過考試的相關研究生給予考試成績，但暫緩發放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在讀期間已經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研究生，在其完成學業取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后，可以向有關部門申領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