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占我國高中階段學校總數四成的中等職業學校發展進入新階段，多省市優化調整學校布局，撤并專業或學校。

日前，河南省教育廳、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下發了《關于公布優化中等職業學校布局結果名單的通知》，3年時間里，河南省中職學校已從875所優化調整到414所，名單外的中職學校停止招生資格。

《通知》顯示，河南省于2015年啟動優化中等職業學校布局工作，采取撤銷、合并、劃轉等形式，整合一批“弱、小、散”學校，推動教育資源向優質學校集中，進一步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深化產教融合。

早在1980年，國家開始對全國中等教育的結構進行改革，重點是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1996年，我國第一部職業教育法正式頒布和實施，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經過幾十年發展，2011年中國中等職業學校招生超過820萬人，與普通高中招生大體相當。

“中等職業教育是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重要保證。”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王繼平曾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等職業學校是高中階段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沒有中職學校，就沒有高中階段教育的多樣化發展。

然而，中職院校的規模逐步衰減，撤并優化是近幾年的一大趨勢。

江西省于2015年出臺中職教育新政，提出3年內撤并200余所中職學校，重點辦好300所以內達標中等職業學校；廣西省同樣提出“到2020年，全區中等職業學校由目前的333所調整為240所左右。”的目標；北京市則于2018年提出“未來核心區不再辦職業教育，職業院校禁限產業專業將撤并。”

在大規模的撤并之下，2010年至2017年，我國中等職業學校規模由1.45萬所減少至1.09萬所。我國中等職業教育院校的在校生人數在2010年達到頂峰后也逐年下降，2017年降至1592.10萬人，但仍占高中階段在校生總數的40.10%。

“這并不是壞事，就是要讓辦學質量差、招生少的學校被撤并，才能提升中職院校的辦學質量和吸引力。”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方晉曾公開表示。

“現階段，中職教育仍然是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發展經濟、促進就業、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與支撐。尤其對于貧困地區而言，作為唯一能夠到達最底層、最偏遠、最落后地區的中職教育，已經成為消除貧困最有效手段。”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沈劍光表示， 盡管如此，當前中職教育人才培養質量與行業企業的要求仍存在明顯差距，迫切需要注重內涵、深化改革、提高質量。

事實上，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歷年數據，自2012年起，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率就超過95%，一度高于目前大學生的就業率。2016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率高達96.72%。

從就業結構看，服務業成為中職畢業生就業的主渠道，從事第三產業的占60.02%，且大部分專業的對口就業率超過平均對口就業率。

但實際上，學校推薦仍是中職畢業生就業的主渠道，在直接就業學生中，經學校推薦就業的占總數的70.67%。并且，就業與平均起薪3000元以上的僅占15.76%。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院研究員蘇楊指出，“雖然中職就業率看上去非常高，但與社會的低認可率還有很大的反差。”

“如果放在同一就業市場，像我們這種中職學生很難和大學生相比，連本科生、研究生都就業難，我們是難上加難。”劉宇是遷安市技師學院的一名畢業生，在他看來，“無論是學校管理方面還是教學方面，中職院校的社會認同度都很低。”

“過去的教育取向決定了學生是以上大學為主要的學習目的，那么就一定要上普通高中。考試制度又對學生進行了分流，學習成績好的上普通高中，學習成績差的上職業學校。”方晉表示，這會給上中職學校的學生貼上標簽，甚至學生自己也認為自己是失敗的，至少是學習方面的失敗。

根據2018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等職業教育贏未來計劃”（以下簡稱“贏未來計劃”）的階段性報告，31所試點學校的學生中，中考成績平均為323分，低于中考總成績的一半。校長、老師、社會上對他們的評價很低，甚至存在污名化和偏見。

在教育人口急劇下降的趨勢下，處于招生市場下游的職業院校面臨生源危機。以陜西省為例，據《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近三年陜西高職招生人數快速下滑，從2014年的13.5萬人下降到2017年的10.6萬人，預計到2020年陜西高職招生人數將下降到7萬人，尤其是地處地市的高職院校招生將更加困難。

也因此，如何滿足中職學生提升競爭力的需要，更好的吸引生源關乎中職學校興衰。近些年來，不只是縣級職教中心，不少發達地區的中職學校都存在著一個普遍趨勢，在招生宣傳介紹辦學成效時，只顧打著“升本”旗號，對就業則閉口不談。

中職校的職責主要是為社會培養高素質的技能型勞動者，有輿論指出，只談升學，不談就業，背離了國家和社會發展賦予職業教育的根本任務。

然而，盡管多省市出臺政策，擴大普通高校專升本的招生規模，其中陜西省、云南省等中西部地區高職畢業生“專升本”的實際升學比例不超過5%。

中職學校畢業生的發展情況不盡人意，與學校不佳的辦學條件不無關系。

根據教育部網站發布的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對照教育部中等職業學校設置標準，中等職業學校辦學基本條件整體達標率依然較低，能夠同時滿足“在校生數不低于1200人”等6項指標的學校只占16.1%。

其中，師資問題成為了大部分學校的發展瓶頸。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葛道凱曾于2017年表示，與2000年相比，中職在校生增加了70%，教師只增加了13%。

根據教育部調查結果，專任教師短缺，數量不足60人的學校占有一定的比例；部分專業點沒有專任教師；師資隊伍結構不合理，專任教師中專業教師比例偏低，“雙師型”教師比例不足30%的學校占比54%；企業兼職教師數量不足，34.2%的中等職業學校兼職教師數很少。

“目前我國中職學校多為市縣( 區) 兩級政府興辦，多數學校沒有自主用人權，導致中職教師隊伍建設出現了‘招來的用不上， 用得上的招不來’的現象。”河北科技師范學院職業技術教育研究院研究員曾姍稱。

東西部地區間的教師資源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東部地區中等職業學校的教師普遍職稱較高、 學歷較高、 數量較多 , 而西部地區的教師資源職稱較低、學歷 較低、 數量相對較少。 像遼寧、 江蘇、 河北、 山東等地具有正高級職稱的教師達到300人以上, 而青海、寧夏等地具有正高級職稱的教師數量僅為10人左右。

另一方面，經費投入短缺也使中職院校難以發展。目前，大部分省份建立了中等職業教育生均撥款標準，但存在標準不落地問題。教育部數據顯示，部分公辦中等職業學校年生均財政撥款不足1萬元，其中還有一些在4000元以下。在民辦中等職業學校中，大部分除學生津貼以外幾乎無財政撥款。

并且，根據發展研究基金會的調查，中職經費投入也存在地區投入的不平衡，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中職經費投入不足。通過對2010年我國東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生均經費的進一步比較, 北京的生均經費可以達到萬元，而貴州省僅為 4676.4元，相差約為5倍，陜西、甘肅等地也相對較低。

“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生均教育經費近年來已有大幅提升，但比國際上職業教育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方晉認為，各級有關部門應積極建立經費保障機制，實現中等職業教育生均教育經費支出達到普通高中的1.5-2倍的目標。

在現有的辦學條件之下，隨著部分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經濟新動能的增強，部分中職院校逐漸難以適應市場需求與當地產業發展。

而人社部調查表明，從總量和結構看，我國技能勞動者僅占就業人員的20%，高技能人才還不足6%，總量不足，結構問題突出，人才斷檔現象嚴重。從市場供需來看，近年來技能勞動者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級技工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在沈劍光看來，“目前，即便是東部發達地區，也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對于中職教育的發展需求不盡相同。而以一、二產業為主導的中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更是面臨著產業優化升級的巨大挑戰，急需大量中高級技術人才作為推動經濟轉型的人力資源。”

方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技工荒”產生的原因是在經濟升級過程中企業需求與教育體系轉型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這導致勞動力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出現了缺口。

“基于市場人才的需求調查，部分學者專家否定了中職教育的存在價值。但國家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則是考慮到中職教育具有滿足社會多樣化教育需求的價值。”曾姍認為，中職學校是人力資源市場的重要供給主體，如果供給人才的專業類型與市場需求錯位，將會產生無效供給，既影響畢業生就業，也會浪費國家有限的職業教育資源。

“目前，各地經濟呈現出產業集群發展的新動態，為中職學校加強專業群建設、興辦特色學校帶來了契機。各級各類中職學校的確應整合現有中等職業教育資源，重新調整布局。”曾姍稱。

“發達國家中職教育的發展狀況證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與產業結構的升級，并不會必然導致中等職業教育地位的弱化以及職普比的下降。事實上，中職教育正有力地支撐著像德國這樣的制造強國朝著更高的目標邁進。”沈劍光以英國、德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為例，指出了制定綜合性的職業教育或技能人才發展戰略的重要性。

世界經濟合作組織《2017教育概覽》顯示，30個成員國高中階段職普比例平均為34∶64，而大多數工業強國，中等職業教育更是國家教育構架的主心骨，在高中階段職業教育占比超過50%。例如，瑞士65%、比利時60%、荷蘭69%、芬蘭71%、挪威50%、奧地利70%、盧森堡61%、意大利56%、澳大利亞58%。據2016年瑞士洛桑國際商學院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榜單，前10名國家的職普比平均為62.34∶37.36。

“近年來，改革辦學主體和改革教育方式是西方發達國家推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改革的兩種主要模式。”沈劍光建議，企業應深度參與職業院校的辦學實踐，以學生為主體、以實踐為主線、以提高實踐能力為目的。

國外多元化的經費保障機制也值得借鑒。比如，德國的職業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是一個由公共財政和私營企業共同資助的多元體系，主要由企業直接資助、企業外集資資助、混合經費資助、國家資助和個人資助等組成，其中，企業直接資助是主要經費來源。

方晉則認為，除了各方面增加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在職培訓。現在有26%的中職學生是已經就業過又重新返回職業學校的，如果可以打通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以及其他學歷教育的通道，將有助于緩解供需之間的缺口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