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改變這種局面，那就必須要改變研究生和導師間的已經“固化”的培養模式，在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的招生中不要以導師名義招生，而應以專業名義招生。

西安交通大學博士生楊寶德同學2017年12月25日溺水身亡，日前傳出消息，他的死亡是自殺，而且其女友把他生前和女導師的微信記錄截屏公布，指斥其自殺與導師的“奴役”有關。

該女導師常讓楊同學從事一些非學術性事務，如車場接送，陪同逛街購物，吃飯，安裝窗簾等，當然還有一些比較親昵隨意的交流，如詢問該生自己衣著打扮是否合適等。

不過，我覺得，盡管這些事情的確有點超越師生之間的界限，還不至于成為該生自殺的主要原因，他的自殺一定還另有隱情。

但不管怎樣，這都是個無法挽回的悲劇。

因此，也再度引發了對大學里的師生關系特別是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的討論。因為一般來說，大學的本科生和老師接觸的比較少，除了上課之外，不會有更多的交往機會，所以和同學特別是學校的感情比較深，而研究生和導師接觸的比較多，除了課堂之外，同時還有機會接觸到彼此的生活，所以和導師的感情反而會比對學校或同學的要深。

可這也往往會引發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國青年報刊發《寒門博士之死》引起公眾關注

老實講，這次楊同學的事情發生后，也嚇了我一大跳。因為我不在學校時也常叫研究生去幫我拿快遞，打掃辦公室衛生，而且也常叫研究生來陪我喝咖啡，順便和他們聊聊天，問問學習的情況。有時，為了拉近師生間的距離，我也會“裝嫩”厚著臉皮在我的研究生組成的“粉絲群”“張生記”里問我的碩士和博士們我朋友圈里的自拍酷不酷。

還好我的博士生沒有因此自殺的，我也得以免于被網友們視為“性騷擾”導師的危險。

這件事也讓我警醒起來，我覺得隨著“性騷擾”等知識和意識的出現，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都需要重新學習，學會在新的規則下相處了。

時代確實在變化，我上世紀80年代讀大學時，大家都經常去別的學校找朋友玩，有時晚上就和同學兩個人擠在學生宿舍里的一張窄窄的單人床上睡覺，那時大家都沒有同性戀的意識，這樣做也不覺得有什么，而且沒有人覺得不正常，而且，當年大家擠在一起睡覺的朋友也沒誰變成同性戀了。

可如果是現在，那很有可能第二天醒來后，你已經“被同性戀”了，你和朋友公開出柜的消息就會在朋友圈里占據頭條位置，贏得點贊無數。

▲楊寶德女友（@追尋楊寶德新）在微博貼出楊寶德與其導師周某的部分聊天記錄

當我把我的這些感受在朋友圈里發出來以后，我的很多在大學里任教的朋友都對我的“后怕”表示理解，當然也懺悔自己也讓研究生做過這些事情，但同時他們也表示如果真的師生關系演變成純粹的公事公辦，課堂之外老死不相往來，那中國的傳統的尊師重教的美德就不存在了。

因為在中國的研究生教育中，特別注重師徒的傳承關系，才有了“負笈千里，蘇章從師之殷；立雪程門，游楊敬師之至”的美談，而正是由于有了這種密切的情感和生活的關系，才有了“師徒如父子”的說法。

所以，中國的學術界特別重視一個人的老師是誰，你是誰的學生，而不是很重視你在哪里受的教育，你又學了什么東西，似乎老師牛了，你就也會牛，這就是所謂“名師出高徒”。

記得我二十多年前還是一枚“學術青椒”時，在外地一個大型學術會議上口出狂言，大膽地批評了中國文學中存在的若干問題，當時會場上掌聲響成一片，我自以為自己已經一炮而紅，打響了學術起義的第一槍。

可沒想到會議結束后，立即有個學界大佬對我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我不以為然地反駁他的時候，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你的導師是誰？！”

我想，他大概是覺得我如此不尊重他的權威，十有八九導師也是個無名之輩，當然，也有可能是他想找到我的導師來“教訓”一下我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可是很遺憾，作為一個學現代文學出身的有著還算獨立的人格的年輕人，我覺得我和導師是兩回事。于是，我就很殘酷同時也很慚愧地告訴他我是自學成才的，他這才悻悻地將信將疑地放過了我。

▲周教授對楊寶德明確提及或暗示如陪吃飯、擋酒、打掃衛生等要求

但是，在國外，特別是在美國，人們卻不會以這種態度來看待研究生和導師之間的關系。

昨天我在朋友圈里發出我的“懺悔”后，一個在美國讀博士后做大學教授的朋友說，他在美國讀了五年半博士，導師才只請他吃了一次飯，然而這樣的經歷對于美國的研究生來說，卻是常態。所以，在國外任教的朋友回到國內講學時，有很多人都對中國大學里的研究生和導師之間親密的關系感到很羨慕。因此，國內的這種“師徒如父子”的關系也并非一無是處。

這背后其實也是文化不同使然，因為美國以及很多國家，更多的是把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看作是和老師一樣的有著獨立的人格和行動能力人。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那就是如果說中國的師生關系是“師徒如父子”的話，西方就可以稱之為“師徒如夫妻”，除了知識上有高低深淺外，大家在人格和行事上平等的，性格和則共事，性格不合，則勞燕分飛，各奔東西。

當然，除了文化上的差異導致這種師生關系的不同外，還有一個教育制度上的原因，那就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博士研究生的導師只是其寫作博士論文時的指導教師，而不是大包大攬的“中國式導師”，既要做道德的楷模，還要做生活上的朋友，更要做學術上的領路人，以及學生未來就業的介紹人。

而且，他們的博士的培養多依賴集體的力量，每個博士生的訓練由眾多的課程和導師委員會集體完成，不是像中國這樣還停留在傳統的師徒制的培養方式上，博士生的課程量很少，主要靠導師一個人的規劃和提點。

同時研究生從入學起就必須對應一個導師，從經費的發放到培養計劃的制訂，畢業論文選題的確定，乃至發表文章的推薦和工作的尋找，都要依靠導師一個人的力量，所以很容易形成對導師的個人乃至學術研究路徑的依賴，從而也很容易被“奴役”了。

所以，若要改變這種局面，那就必須要改變研究生和導師間的已經“固化”的培養模式，在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的招生中不要以導師名義招生，而應以專業名義招生。同時，培養不能過分迷信和依賴導師個人的力量，取消那種研究生一進校就確定導師的簡單化的人身隸屬式管理辦法。

最好等研究生完成基本課程的學習后，再根據他們的論文的課題確定多名論文指導教師，這樣既可以避免導師和學生之間形成那種傳統的師徒制導致雙方都會相互依賴乃至相互拖累，也可以使得研究生的知識構成更豐富，學術研究更自由，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

如果能做到這樣，我想，或可避免更多的西交楊博士和導師之間所發生的悲劇。

原標題：西交博士生自殺，該反思的不是導師性騷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