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北京文化論壇7月25日開幕，此次論壇邀請了來自文化、科技等行業的領軍人物。論壇上，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炳林帶來了有關“紅色文化”應如何傳承的議題。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中，王炳林表示，“紅色文化”包含著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靈魂。在傳承中，要把優秀傳統文化和‘紅色文化’有機地融合起來，要看到傳承‘紅色文化’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也是對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蘊的弘揚。

“‘紅色文化’的傳承要考慮時代的發展、時代的要求、時代的呼喚，能夠引起人們的關注才能夠有激勵的作用。”王炳林表示，北京市有三大“紅色文化”片區，擁有市級以上的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7家，其中國家級愛國教育示范基地42家，北京要把握住這得天獨厚的優勢資源，將“紅色文化”凝練出的精神講深、講透、講活。

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炳林。 受訪者供圖

要保護和挖掘北京市三大“紅色文化”片區

新京報：北京是“紅色文化”重要發祥地，近年來有怎樣的發展，在全國有怎樣的地位？

王炳林：“紅色文化”的內涵很多，要抓住的核心要素就是“偉大建黨精神”這條紅線，把這樣的內容傳承好了，那就把握住了“紅色文化”的根和魂。

北京早期黨組織對于建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李大釗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北大紅樓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李大釗、鄧中夏等先驅們創建了早期的黨組織，對偉大建黨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進一步來說，偉大建黨精神為整個民族精神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使我們民族的斗爭精神，青春的意識更加增強。因此，北京是全國各種革命精神匯聚的地方，成為整個中國革命文化的引領者，是一種重要的精神標識，北京也有著特殊的地位。 

目前，北京打造了三個“紅色文化”的主題片區。一是從五四運動到建黨階段，形成了以北大紅樓、中法大學舊址、京報館舊址等主題片區；第二個是圍繞抗日戰爭方面，形成了盧溝橋、抗日烈士紀念園等抗日紀念地；第三就是新中國成立階段，形成了香山革命紀念地、天安門地區為中心的文化片區。應把北京的這三大片區的故事集中展示、系統性展示。

新京報：這些“紅色文化”片區應如何集中、系統的傳承呢？

王炳林：要保護和挖掘。比如有一些遺址被占據的，要通過騰退的方式保護好，這是傳承的基礎。另外還要加強研究，這樣一個歷史的遺跡和文物不能只擺在那里，與它相關的事實、人物、重要的故事，由此折射出來的精神，需要深化理論研究。從史料、口述歷史中挖掘出的理論和精神內涵，才能夠傳承，有學術的根基才能立得住。

我認為，還要和社會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要根據時代的要求，城市的建設，人們對文化追求的關注點聯系起來。比如注入資金發展文化產業，結合現代技術進行轉化，讓“文物活起來”“資料活起來”。這些僅靠政府投入是不夠的，也要有企業去打造。圍繞北京的“紅色文化”打造旅游產業、文創產品、新的教育方式等，才適合現代青年人的欣賞習慣，如此才更有持久力。

當然還要去創新，要講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們同樣看到一個歷史事件，根據社會的發展可能賦予一些新的內涵，要為我們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和民族的復興注入新的動能。為什么說歷史是常說常新？就是因為它根據現實的需要有現實的關照。過去有些事情可能就沒有被關注到，現在社會發展需要了，那么有些事情就被重新挖掘出來。舉例來說，過去在戰爭年代需要去研究如何打仗，怎么挖地道、埋地雷，而當今提到了文化產業，怎樣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可能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就被重視起來了。這不是去篡改歷史，不是強加給歷史，而是歷史本來有，今天我們注意到了。

高校“紅色文化”育人做得越來越扎實、越發有實效

新京報：我了解到你早在2016年寫過“高校紅色文化資源育人發展報告”，如今五年過去了，“紅色文化”在傳承中有怎樣的變化和發展？

王炳林：我過去在教育部工作時，從事編著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譜系”。建黨精神是源頭，在不斷發展中形成了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每個時代都有一種精神。與北京相關的就是新時代的精神，比如改革開放精神、女排精神、探月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這些精神都是“紅色文化精神”的傳承。

現在我在高校中研究“紅色文化”，給我最深的感觸就是，高校在育人工作中越來越重視“紅色文化精神譜系”的傳承，主要是以德育人。一個明顯的標志是，從事“紅色文化”傳承研究的教師也越來越多了，甚至有的作為一個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這也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就是我剛提到的精神，如今有四十多種精神，幾乎每種精神都有論文、專著的出版。 

另一方面，我感覺，用“紅色文化”育人做得越來越扎實，越來越有實效了。每一種精神都有若干個先進人物生動的故事來支撐，每個人物都是一種精神的載體。通過講他們生動的故事，讓思政課有了更好的效果。

高校的文化活動、社團活動和日常的文化教育也重視了“紅色文化”的傳承，比如關于革命精神的話劇、歌舞劇的創排，都提供了非常生動的育人素材，學生們會通過排演展示自己對于時代的激情。

新京報：作為北師大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授，你是否感受到高校的思政課建設也有很大變化？

王炳林：現在已經有相對健全的思政課教育體系。比如高校的思政課程中專門有《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課程，就是講中國一百多年從近代到現在的歷史，在歷史過程中都要講先進人物和“紅色文化”的內容，我們現在公布的“精神譜系”包括四個時期共46種精神，貫穿了100年的歷史。在講到每一段歷史時，都會涉及到這樣一些內容，應該說形成了一個體系。另外在“四史”（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中也有講很多人物故事的專題。

除了思政課程，還強調課程思政，就是在講一些業務課程時也會融入思政的元素。比如講原子能，會講到“兩彈一星”的育人故事；還會講科學家的精神，講“紅色文化”精神，比如錢學森、袁隆平的故事。北京的高校確實也在推動首都“紅色文化”資源活起來。

紅色傳承要做到“做研究、抓重點、講故事”

新京報：北京高校學生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我們應該怎么利用好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紅色文化基地的資源呢？

王炳林：北京市有市級以上的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7家，其中國家級愛國教育示范基地42家。北京是全國文化的中心，這也是全國的資源，各地的老師、學生都會到北京來，到這些地方去。北京還可以發揮研究的優勢，通過學術著作、理論文章、文藝作品，把這樣的“紅色文化”推向全國。

“紅色文化”的內容很豐富，今天怎么傳承？肯定是結合新時代的需要。需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奮斗精神，不能都躺平啊。“紅色文化”的傳承要考慮時代的發展、時代的要求、時代的呼喚，能夠引起人們的關注才能夠有激勵的作用。我認為是三句話、九個字，就是“做研究、抓重點、講故事”。

首先得把史料掌握準確、研究透徹才可能講好；其次，“紅色文化”很多，哪些是有紀念意義的？我們就要去“抓重點”，突出關鍵要素來講，這樣才能讓人印象深刻；第三就是“講故事”很重要，故事才能夠打動人。歷史人物本人有很多鮮活的故事，比如李大釗在北京傳播馬克思主義時，他工資還挺高的，為什么家庭生活很拮據？因為他把錢都資助革命活動了。比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作為助理是怎樣苦讀書的？這些故事都很感人，我們要善于挖掘這樣的故事，把故事講深、講透、講活。

新京報：北京師范大學作為高水平的師范類高校，怎樣通過高校把“紅色文化”在整個社會的教育系統中進行傳承？

王炳林：師范院校承擔著培養老師的職責，因此文化教育有它特殊的重要性。按照總書記的要求，我們要培養“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學識、有仁愛之心”的“四有”好老師，理想信念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就這種理想當然要通過“紅色文化”的教育來進行，通過一些我們共產黨人的優秀事跡，通過我們深入的理論闡釋、深刻的理論分析讓大家來學習。這些共產黨人所體現的崇高的道德品質是我們文化教育非常好的素材。我們通過這樣的文化教育，把教師隊伍培養好了，將來他們走向教師崗位，再培養更多的學生，讓他們在一代代的文化傳承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