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犯錯時，老師可以對其進行批評和懲戒，包括讓學生罰站思過。但是，不贊成用打罵、言語侮辱這樣的方式懲戒學生。

日前，教育部發布了《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對教育懲戒的實施原則、懲罰措施等進行了規定。《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教育懲戒是教師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職權。同時，也對教師實施教育懲戒過程列出了“禁止情形”。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2005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8.2%的受訪者坦言現在中小學老師不敢嚴管學生的情況普遍，受訪的中小學生家長對此感受更為明顯（72.9%）。受訪家長最認可的教育懲戒方式是點名批評，最反感的是言語侮辱。74.3%的受訪中小學生家長支持學校引入教育懲戒制度。

72.9%受訪中小學生家長感到老師不敢嚴管學生情況普遍

山西省公務員李翔（化名）有一個讀高中的兒子，他感覺如今老師不敢管學生的現象挺多的。“我家孩子比較淘氣，老師經常讓他放學后留下來，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很負責任，我對此感到很欣慰”。

調查中，68.2%的受訪者坦言現在中小學老師不敢嚴管學生的情況普遍，25.2%的受訪者表示說不好。交互分析發現，認為存在這一現象的受訪中小學生家長比例（72.9%）明顯高于其他受訪者（51.5%）。

對于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李翔認為，現在家長對孩子都比較寵愛。“我身邊有家長不希望孩子受一點委屈，不滿老師正常的管理，甚至在學校當著很多人的面與老師爭執，影響惡劣。慢慢地，老師就不能管、不敢管學生了”。

為什么老師會不敢管學生？調查中，68.6%的受訪者認為當下教育懲戒被污名化，家長不信任老師，53.5%的受訪者認為社會片面強調老師教書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育人的職責，50.6%的受訪者認為“快樂教育”理念流行，人們更相信“好孩子是夸出來的”，對教育懲戒的認可度降低。

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楊雄分析，現在家校關系復雜，“家校共育”概念提出后，本應該是家校合作來培養孩子，結果有時演變成了家長干預學校正常教學管理。

他還指出，人們的法治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和權利意識在逐步增強，認識到應該保護和尊重孩子的權利。但是，社會上也存在過分強調孩子權利的現象。而且，對于什么是正常的懲戒，什么是體罰，什么是善意的懲戒，什么是過度的懲戒，人們的認識比較模糊，這都對老師的教學實踐帶來了很大不確定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附屬中學教師金紅梅認為，《征求意見稿》既是對學生正當權益的保障，也是對老師教育權的保障，最根本的出發點是為了孩子們能夠健康幸福地成長。但怎么讓老師充分理解規則，讓學生和家長都理解老師的正常管理，是件難事。

受訪者最認同的教育懲戒方式是點名批評

張蘭（化名）家住西安，孩子就讀于西安交通大學附屬中學航天分校。張蘭表示，她能接受老師適度懲戒學生，“學生犯錯時，老師可以對其進行批評和懲戒，包括讓學生罰站思過。但是，我不贊成用打罵、言語侮辱這樣的方式懲戒學生”。

陜西咸陽彩虹中學初二學生馬妍（化名）表示，她能接受的懲戒方式是加重作業量、罰站，“如果學生出現嚴重錯誤，老師可以讓他停課反思，請家長來談話”。

調查顯示，受訪者最認同的教育懲戒方式中，排在前三位的是點名批評（67.0%）、讓學生進行自我檢討（55.7%）和罰站（34.5%）。受訪者最不認可的教育懲戒方式分別是言語侮辱（66.4%）、打屁股（43.1%）和打手心（28.9%）。

李翔認為，老師實施教育懲戒應把握好度，否則可能變成體罰，給孩子身心造成傷害，也會導致老師和家長之間產生矛盾。

楊雄認為，具體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懲戒學生、懲戒到什么程度，涉及法律問題、權利問題，需要進一步細化。“在懲戒的度上，我主張參考判例法，用教學懲戒的案例對成文法進行補充和完善。通過典型案例的分析，讓包括老師、學生和家長在內的全體公民達成共識”。

《征求意見稿》提到，“教育懲戒是教師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職權”，體現了教師行使教育懲戒權的正當性，同時，也提到了若干“禁止情形”。

對此，金紅梅認為，“禁止情形”是在積極地引導老師合理地對學生進行教育懲戒，從這個角度來說，老師的職業幸福感和價值感會有所提高。

74.3%受訪中小學生家長支持學校引入教育懲戒制度

身為學生家長，李翔非常希望學校能夠建立良好的教育懲戒制度，讓孩子在學校養成正確學習習慣，提升道德素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馬妍認為，應該對教育懲戒制度進行宣傳，學校在制定相關實施細則時，需得到老師、學生和家長三方的認可，讓大家熟知規則，互相理解。

調查顯示，對于引入教育懲戒制度，69.9%的受訪者表示支持。交互分析發現，受訪中小學生家長支持的比例（74.3%）遠高于其他受訪者（54.4%）。二線城市受訪者支持比例最高（76.2%），接下來是一線城市受訪者（67.1%）、三四線城市受訪者（67.0%）。

李翔希望，學校在實施教育懲戒制度之前，廣泛征求家長和學生的意見，經過討論后，各方達成一致意見，再開始實施。而且，在實施過程中要對學生一視同仁，不能區別對待。

金紅梅認為，教育懲戒制度能否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與宣傳力度密切相關。從區教委到學校校長，再到全體教師，要進行全面的宣傳。另一方面，學校領導、校務會對“教育懲戒”的重視程度也是重要因素，教委要制訂切實可行的指導方案，校長要有執行力，一線教師也要根據實際問題進行思考，共同推進。

金紅梅建議推出教育懲戒方面的指導光盤，在其中展示好的案例，這樣的表現形式更加具體、生動。

楊雄認為，教育懲戒的實施非常考驗教師的智慧。“教育的藝術、批評的藝術是教師必須學習的，需要在具體實踐中學習，也需要大家來討論。我認為可以通過成果案例的視頻、影像等，幫助大家學習”。

楊雄指出，我國的教育基本情況復雜，農村和城市之間、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之間、普通孩子和特殊孩子之間，情況千差萬別。“作為一個頂層設計的文件，規定一定是比較原則性的。各地需要根據具體情況，補充一些細化的規則和辦法。不同地區肯定是不一樣的，希望各個地方能結合自身地域特征進行本地化，避免‘一刀切’”。

受訪者中，78.1%的人為中小學生家長。生活在一線城市的受訪者占30.1%，二線城市的占41.3%，三四線城市的占23.0%，城鎮或縣城的占5.2%，農村的占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