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月25日，美國杜克大學生物統計研究生項目負責人梅根?尼利發郵件警告中國留學生不要在校園內的公共場所說中文，并建議他們利用機會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次日杜克大學的一些國際學生寫信要求該校調查尼利發送這封郵件的背景，并稱此舉是為了反對“杜克大學將針對中國學生的仇外心理和歧視正常化”。在引發風波并招致批評之后，尼利已經辭去在生物統計系的職位。由Angelina Xu為FT中文網撰寫的本文對這一事件及相關問題進行評論。

我是在紐約的凌晨，在黑暗中微微發亮的手機屏上看到杜克大學生物統計研究生項目負責人給中國學生發出的那封郵件的。我所在美國亞裔記者協會上有個會員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條一長串推文的鏈接，并且寫道：“Wow, 如果你還不知道這件事的話，快來看一下。”

出于好奇心，我點開看了一眼。爆出這個消息的是一個也在紐約工作的叫華思睿的新聞工作者，他的第一條tweet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和兩個截圖。他對這件事最初始的描述非常簡短：“杜克大學有名教授發了封郵件叫中國學生在學校的樓里面不要說中文。”

我的睡意開始逐漸消失。

看完截圖上的郵件，我的感受跟原先預想的其實不一樣。我以為會看到的是一封充滿著居高臨下口吻的郵件，但是杜克這位研究生項目負責人的郵件中讓人讀出了她真切的擔憂。她叫中國學生不要在教學樓里互相用中文聊天的原因，是因為有兩位系里面的教授來找她投訴了。她還說這兩位教授找她要了花名冊，準備要把他們看到在學校講中文的學生名字都記下來，言外之意就是這些學生如果回頭想要申請深造或者是要找工作，他們便會因為這個原因“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作為同樣是在美國讀了四年大學的國際學生，我的心情十分復雜。一方面，我覺得這個負責人的出發點可能還是沒有惡意的。另一方面，我卻為她的無知以及她發出這封郵件前缺少的文化敏感性而感到可悲。

我本科讀的是美國東岸一所國際學生比例極高、美籍的亞裔學生占總學生人口的比重也是僅次于白人的全美前30大學。在這樣一個自稱是全美文化包容度最高的幾個高等院校之一的大學，我仍然感受到了許許多多來自校方以及來自同學的歧視。因為學校的亞裔人口多，我逐漸發現這些歧視很多時候跟種族的關系并沒有那么大。與其說是種族歧視，不如說是一種仇外心理（xenophobia）。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我為了讓自己更加適應、更加融入校園生活，我開始將自己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疏遠開來：我開始在校園里不讓其他同學聽到我講中文。

我發現，坐在教室里的時候，即便還沒有開始上課，如果不跟我認識的中國同學聊天，就會逐漸有美國同學愿意開始跟我講話，邀請我去他們的學習小組。我甚至還發現，有些教授僅僅因為知道我是英語非母語的國際學生，同樣水平的論文，他們會花更多的功夫去挑語法錯誤，而不注重我寫的內容。由于我的口語特別好，幾乎可以蒙混成美國人，于是我后來一律不告訴教授我是中國人，逐漸地我覺得我的學業和社交都有所提高。

回到杜克大學這個研究生項目負責人的這件事上，她郵件里給中國學生提的醒，居然跟我大學中曾經總結的非常相似。我甚至希望我上大學之前，有前人或長者這樣語重心長地提醒我。但是轉念一想，這樣的事情，不是與美國高校喜歡宣揚和標榜的文化多元與包容截然相反嗎？

這位杜克大學的負責人在收到系里兩位教授的投訴的時候，不應該認識到這樣的投訴，即便不上升到種族歧視的高度，也必定是仇外心理（xenophobia）的一種發泄行為嗎？

這位負責人在收到投訴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反映了美國高校的一個并不是個別現象的更大的問題：對于這種排外心理，大學的管理層采取的是視而不見的放縱，任由教員去處理，也沒有嚴格的懲戒機制。而這個問題，也遠比這封郵件的措辭以及內容要可怕地多。

如今在美國新聞界工作的我，比起當年的那個稚嫩的大學生，也要成熟了許多。我再不會因為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而試圖掩飾我是中國人的身份。我告訴自己，如果有人僅僅因為你是外國人就對你有成見，那這個人并不值得交往。

這篇文章里的觀點，我更早的時候發表在了一個叫Goldthread的注重文化與食物的英文媒體上，收到的反響遠遠比我預計的要多。兩天之內我的推特粉絲增加了六十多個，并且有許多中國的留學生也都給我留言，說我寫出了他們的心聲。

杜克大學這回發郵件的這位負責人已經辭去在生物統計系的研究生項目主任職位，但我們對這件事的反應以及思考，卻不能因此而止。美國高校學術和生活的文化包容與多樣性所存在的問題，遠比這封“肇事郵件”要令人擔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