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的鄉村女教師楊冬玲躺在病床上，燒得黝黑的手上，紅色的指甲油顯得很搶眼。在她的身旁，放著一部蘋果手機，白色，剛買不久。

兩個月前，一名13歲的少年，為了搶奪這部手機，將礦泉水瓶中的汽油潑到了楊冬玲的身上，并用打火機點燃。由于作案時未滿14周歲，這名少年最終被處以由監護人“看管”。

重案組37號注意到，對于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法律界素有爭議。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隨著社會發展，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否則極有可能“縱容”未成年人犯罪。而另有一種觀點則堅持，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該預防為先，搶救為主。

▲楊冬玲燒傷前照片。 家屬供圖

13歲少年為搶手機燒傷女教師

在病床上躺了一個月，楊冬玲終于可以開口說話了。妹妹楊冬霞記得，她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的學生在哪里?

楊冬玲是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金川縣毛日鄉中心校的一名鄉村教師。當老師，曾是楊冬玲由小到大的夢想。2014年，從四川眉山師范學校畢業后，她被分配到這所學校，自此遂了多年的心愿。

毛日鄉地處山區，距離金川縣城車程近百公里。在毛日鄉中心校，楊冬玲既教語文，又教數學。盡管學校條件簡陋，交通不便，她卻干得不亦樂乎。妹妹楊冬霞告訴重案組37號，楊冬玲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跟家人分享學校里的事。“她最親的，就是自己的那幫學生。”

2016年6月13日，一個跟楊冬玲學生差不多年紀的少年，改變了她的一生。

楊冬玲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9點，當她走過金川縣政府廣場時，一名少年突然竄了出來。隨后，楊冬玲覺得自己身上，被潑了一層液體，緊接著，她看見少年掏出一只打火機。

她很快被大火覆蓋。

事后證明，少年向楊冬玲身上潑灑的，是從一輛漏油三輪車上接下的汽油。這名與她素不相識的少年，下手的目的，則是為了搶奪楊冬玲把玩的蘋果手機。

做完這一切的時候，這名少年剛剛滿13歲，在金川縣城一所初中讀初一。

作案時未滿14周歲由家長“看管”

在楊冬霞的手機里，有一個備注名為“方債主”的電話。她告訴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這是肇事少年方某父親的手機號碼。在楊冬霞看來，方某“欠姐姐太多”，自己是“債主”。

在楊冬霞提供的一張照片中，重案組37號探員看到，楊冬玲躺在病床上，全身上下被覆蓋著紗布，透過紗布間隙，隱約看到燒得焦黑的皮膚。楊冬霞介紹，當晚，由于燒傷情況嚴重，楊冬玲被連續轉院，最終就診于四川省人民醫院燒傷科。醫院的診斷顯示，楊冬玲的燒傷達Ⅲ度標準，屬于特重度燒傷。

一個13歲的少年，為何會下此毒手?肇事少年的父親方先生告訴重案組37號探員，自己早年間便與妻子離婚，其后一直在外地打工，孩子平時由爺爺奶奶看護。“后來孩子爺爺去世了，就沒人管他了，經常在外面惹是生非。”

楊冬霞還告訴重案組37號，事發后不久，少年方某便被警方控制。而就在事發到被控制這幾天內，方某又接連犯下了盜竊和搶奪路人等兩起案件。

由于作案時，方某還未滿14周歲，按照刑法的規定，根本無需承擔刑事責任。當地警方對其作出了由監護人看管的決定。

而方先生的“看管”，就是用一根鐵鏈，將肇事的兒子鎖在家里。

▲8月10日，四川省人民醫院。女教師楊冬玲被燒傷前的照片。 圖片來源/華西都市報

焦點

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免責”?

“燒傷我姐姐后，還繼續作案，說明他沒有悔改。”楊冬霞對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說，自己和家人不會放棄追責。而具體如何追責，卻讓她一籌莫展。

重案組37號探員發現，根據刑法的規定，不滿十四周歲是無責任能力年齡階段。也就是說，即便犯下了這樣的案件，方某也無需承擔刑事責任。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名資深法官向重案組37號探員透露，在這類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由于公安機關通常無法提起公訴，加之無適用法條，因此法院介入的極少。

“這并不意味著免責。”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魏艷麗介紹，未成年人犯下惡性刑事案件，首先其監護人需承擔民事賠償，其次，肇事未成年人會被處以管教，或者由監護人看管。“要么是送到少管所，要么由監護人看管，接受社區矯正，監護人需要定期向社區和公安機關匯報。”

收容教養與監護人看管的界限在哪里?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注意到，《刑法》第17條第4款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上述南京法官透露，通常來說，沒有監護人，或者監護人無看管條件的，才會被收容教養。

是否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今年7月，廣西岑溪一名13歲少年為劫財，連續殺害3名同村兒童。被警方抓獲后，因其未滿14周歲，不承擔刑事責任，被執行三年收容教養。由于該案一度引起輿論關注，因此當收容教養的決定作出后，曾經引發不小的爭議。不少網友據此質疑，成型于1979年的刑法，是否應根據時代變化，對刑事責任年齡作出相應調整。

重案組37號了解到，在法律界內部，關于這一問題實際一直存在分歧。

在北京京寧律師事務所律師唐寧看來，由于社會的發展，較之以往，現代人普遍更加早熟，14周歲這一門檻，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而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律師魏艷麗則表示，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該堅持教育挽救為主，提前預防，而非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將之變為“罪犯”。“青少年的人生觀尚未成熟，可塑性比較強，應該通過家庭、社會的教育，來對之進行挽救。”

重案組37號還注意到， 今年6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中，對民事責任年齡也有所涉及。在這一草案中，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定義為“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而在此之前，這一年齡的下限為十周歲。

低齡犯罪應當如何應對?

楊冬霞向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說，姐姐出事以后，當地一時人心惶惶，年輕女性甚至不敢在9點以后獨自外出。“雖然是小孩作案，但是犯罪時的兇狠程度，一點不比大人差。”

重案組37號探員梳理發現，近年來，低齡犯罪案件頻出，其中不少案件曾經喧囂一時。

2015年10月，湖南邵東縣發生一起未成年人劫殺女教師的惡性事件。10月19日，公安機關將3名犯罪嫌疑人抓獲，其中年齡最小者僅11歲，最大13歲。由于3名嫌疑人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因此被收容教養。

“對于低齡的未成年人犯罪，我們堅持預防在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律師魏艷麗表示，未成年人“低齡犯罪”，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對其保護缺失的體現。她介紹，根據《反家庭暴力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全社會有義務為未成年人創造一個完善的成長環境。“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做的遠遠不夠。”在魏艷麗看來，對未成年人的法律教育，應該由學校和家庭共同推動，先行介入，真正做到“預防在先”。

(新京報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