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甚至是“90后”走上領導崗位主政一方,其中并不全然是因為他們的高學歷和知識結構,而在更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政策透明程度的大幅提升,和社會法治環境的大幅改善,以及對主政領導考核的科學化和規范化的不斷遞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90后”已出任縣市領導職務。“90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博士袁琳就是其中的一員。去年12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下轄縣級福清市十七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八次會議,決定任命袁琳為福清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袁琳由此成為福清市最年輕的副市長。不同于袁琳的短期掛職鍛煉,她的校友蔣仁正,已在福建省正式擔任縣市領導職務。而其他更多地方的高學歷“90后”也已正式擔任縣市領導職務。(5月4日新京報)

地方社會經濟建設是否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后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導班子的開拓能力,在同等國家政策的背景之中,班子成員越年輕學歷越高,就越能充分利用政策資源,在現有條件的基礎上,煥發出發展的最大活力。

但這并不是說年輕與高學歷就是社會經濟設發展的排他性法寶,而是說,隨著社會知識結構的不斷升級和學歷水平的價值化,以及國家政策資源的密集化與科學化,如何合理利用這些公共資源,本身就是一個含有年輕化與高學歷因素的理念性時代課題。

在改革開放初期,地方在選任班子成員時,注重的是當時所謂的“實戰能力”,簡單地說,就是在同等平水之中,誰的社會資源多,誰能跑來項目,誰能打通關節,誰就是大能人,誰就能入選班子成員,甚至可以順利當選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

因為具有這樣能力的人,理所當然就是具有社會人脈和高深資歷的人,這當然沒有年輕人的份,因為年輕人即沒有社會人脈,也沒有一地的資深背景,也就不可能具備當時所謂的實戰能力,因而,在那個時候,班子的年輕化,本身就很難落實下來。

然而在歷史性肯定改革初期用人制度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首先,能被提拔重用的人,很多靠的都是個人的非規范性社會資源,比如,省里的項目能否拿到縣市里來,甚至是否知道省里存在哪些項目,這都不是透明的事,誰知道了,誰就可能捷足先登,而不知道的,也就失去了拿項目的機會。

可見,當時的政策信息的不對稱與不透明,就是很多地方的現實情狀,而能聽來小道消息的人,當然就會打個擦邊球,先人一步如愿以償,而這就是當時評估選任班子成員的基本標準。但在這個標準之下,年輕人不占優勢,只能等著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同時,也就等于失去了平等競爭的可能,和平等施展才能的機會。而歸結起來,根本的問題就是改革初期當時的息信環境不夠透明,法治環境不夠到位,以及考核標準的局限化和單一化。

而現在,改革開放已走過了40年的歷程,各地的執政理念已今非昔比,以前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已經得到了巨大的改觀,從中央到地方,政策的發布早已實現扁平化的公示方式,沒有了小道消息提前透風的空間,不管是哪有了項目,大家都會在公示中同時知道,當然就不存在依靠社會人脈捷足先登的問題。而過去那種打擦邊球的方式,也屬于違法違規之例,因而對于各地來說,現在也就實現了法治環境下發展機會的平等。

因此可以說,之所以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甚至是“90后”走上領導崗位主政一方,其中并不全然是因為他們的高學歷和知識結構,而在更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政策信息透明程度的大幅提升,和社會法治環境的大幅改善,以及對主政領導考核的科學化和規范化的不斷遞進。

其實,在改革開放40年的過程中,這樣的系統性變革一直都在悄然進行中,這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今天有越來越多的“90后”走上領導崗位,本身就映示了改革開放40年的必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