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公開要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盡快移除涉及“港獨”內容的宣傳品，否則校方將會采取行動移除。民間也在行動。17日，先后有3人撕下“民主墻”上印有“港獨”主張的海報，其中一名女青年還受到中文大學學生會成員的阻撓。

香港又出現(xiàn)了一個超級帥的小姐姐！

據(jù)香港媒體報道，9月17日下午，一名白衣女子憤怒撕下“民主墻”上大面積的“港獨”海報。

當時正值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李文耀值班，他隨即上前試圖阻止該女子離開并詢問身份，該女子未有回應，乘車離開。

約2分鐘后，車輛又駛回現(xiàn)場，司機開窗怒斥“港獨”分子。

李文耀隨后向媒體“訴苦”，批評撕走標語的行為“不文明且野蠻”。還稱將與其他學生會成員商討應對方法。

香港十所高校校長聯(lián)署不支持“港獨”

據(jù)環(huán)球時報報道，15日，十所香港高校校長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譴責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并明確表示不支持“港獨”。

記者15日傍晚收到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和香港大學十所高校校長的聯(lián)合聲明。

該聲明全文如下：

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譴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言論自由并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特此聲明不支持“港獨”，并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

據(jù)香港政府新聞網，繼十間大學校長發(fā)表聯(lián)署聲明反對“港獨”后，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聲明信息明確、正確，“港獨”完全違反《基本法》，絕對沒有討論空間。

香港老教授手書：少數(shù)校園極端分子對社會幾無裨益

雖然截至目前，香港多所高校的管理層已經明確發(fā)聲表示反對“港獨”，但這些大學的學生會仍然堅持要繼續(xù)宣揚港獨思想，并宣稱這是言論和學術自由。

這一惡劣的情況，也令一位香港科技大學的老教授忍無可忍，希望與大家好好分享一些他對這些鬧事學生的看法。

雷鼎鳴先生 來源：香港東網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還是他用繁體字親筆在紙上寫成！

雷鼎鳴先生文章全文：

近日香港幾宗校園政治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先是愛國形象鮮明的教育局副局長愛子自殺身亡，竟有人在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墻”“恭喜”副局長，此冷血行為引起輿論嘩然！繼而有人在幾個校園張貼鼓吹“港獨”標語，有學生及教授不滿這些標語，竟遭校園中的極端分子粗言侮辱。“港獨”雖然違反《基本法》，絕大部分港人亦不支持，但十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竟認為校方不應打壓，中文大學的學生會甚至不容許校方移除這些違法標語。

若說校園已容不下一張安寧的書桌，便是過分夸張了，但我們的確可見有一批極端分子在校園中到處挑動仇恨對立。這些人有沒有代表性？我看他們連自己的小圈子也不一定代表得了。我教書數(shù)十年，深知絕大部分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不愿犯法，走極端路線的只是極少數(shù)。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大專院校學生會會遭到極端分子騎劫，以致有不少學生因“被代表”了而感到被冒犯？這是由于它們的選舉制度使然。

香港各大專院校選舉學生會“內閣”時，只需極少數(shù)的學生投票便可滿足最低門檻。例如在香港科技大學，只要達到14%的投票率，選舉結果便合法，有些大學的門檻更低。若某年有兩成或以上的“高”投票率，那真是載入史冊了。由此之故，政治上腦之人要取得各校學生會的職位，在操作上并無太大難度，蓋因大多數(shù)學生對學生會搞的政治斗爭活動并無興趣。

校園中的極端分子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他們對校園及社會造成的破壞，卻是影響深遠，而且不易逆轉，對此視而不見，不聞不問，并非正確做法。

年輕人在求學時期都不能回避一個問題，究竟把時間精力用在什么地方才可建立自己的事業(yè)及對社會做出貢獻？他們有兩條路可選擇。第一條是潛心搞學問，增進知識，學懂怎樣才可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從而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第二條是學習“搞斗爭”的技巧，并不斷參與社會中的“斗爭”活動，在實踐中提升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我曾撰文早有闡釋，走第一條路的人越多，不但個人及社會的生產力得益，經濟的長期增長率亦會因人力資本的增加及創(chuàng)新活動的活躍而上升。走第二條路的人越多，后果則頗為不同。這些人的學業(yè)成績通常不會很好，對社會的實質貢獻不多，但“斗爭”技巧卻日漸嫻熟。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會成功地把別人的生產成果或資源據(jù)為己有，例如立法會中無所事事、只懂“拉布”卻可享高薪的人便屬于此類。與之相比，絕大部分的“斗爭”參與者恐怕還不會有此“成就”，他們無一技之長，在家中當啃老族或領取福利救濟度日，生活無憂，卻在網上匿名發(fā)表辱罵他人的“宏論”，以作發(fā)泄。

顯而易見，第二條路并非康莊大道，除了在革命時期有必要懂得政治斗爭外，負能量充斥的人會跟不上講求生產創(chuàng)新的社會。若他們人數(shù)少，就算他們對社會幾無裨益，社會或還可養(yǎng)得起這批不事生產的寄生蟲；但他們若人數(shù)眾多的話，社會生產力會因人才短缺而萎縮，一方面，社會財富減少，另一方面，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他們爭奪資源時還容易內斗，進一步無謂消耗社會財富。

我們當然不愿見到此種情況。最好的防范方法便是在極端思潮萌芽階段便將其扼殺，否則極端分子一旦人數(shù)擴張，便會產生自生能力，積重難返。讀懂數(shù)理化有生產力的人反而要養(yǎng)活只知“斗爭”的寄生蟲，誰愿意寒窗苦讀后再當冤大頭？

客觀地說，香港的大學及執(zhí)法當局都并非善于斗爭的人，若他們做事不夠果斷，婆婆媽媽，社會終會出問題。

原標題：為什么有學生搞“港獨”，香港老教授的一封信說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