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參加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會時曾坦言，中小學生“課后三點半”問題，“讓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揪心撓頭”。而陳寶生部長也提出，解決此問題“基本的思路是實行彈性放學時間”。

在此前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中，也提出要把課后服務工作納入中小學校考評體系，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
彈性離校，好事如何辦好？老師、家長和專家們有哪些看法？《人民日報》記者專門做了調查采訪！
超過5萬名學生參加 以接受延時照顧服務為主

人民日報：孩子放學沒時間接？看看各地怎樣出招

小學離校時間早，難倒不少雙職工家庭。日前，南京市政府下發通知，2017年春季學期開始，南京市所有公辦、民辦小學從每學期開學第二周起實行“彈性離校”制度,有超過5萬名學生參加“彈性離校”，解決了家長的后顧之憂，也充實了小學生的課外生活。如何把彈性離校這件好事辦好，記者進行了探訪。

下午2點40，南師附中新城小學南校區二年級的課程已結束，陳宇軒和同學們在學校大廳集合道別后，再由老師領回設置在一樓食堂的“安心驛站”，在學校值班老師及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生志愿者的看護下，翻開課外書開始閱讀。不時有其他年級參加“彈性離校”的學生到來，走到鋪上了藍色桌布的桌前，安靜地寫作業或者看書。

“以前放學早，即使上了足球社團也是下午3點多就放學了。我媽媽沒有辦法那么早趕過來；爸爸在公司工作，有時就偷偷來接我到他單位里待著。可是那里沒有小伙伴交流也沒有圖書可以看。”陳宇軒告訴記者，現在母親5點鐘來接他，家長可以安心上班，自己也可以過得很充實。

實際上，為了緩解“接送難”，南京早在2013年就已試點“彈性離校”，在過去三年中，“彈性離校”每年平均為1萬多名學生提供了延時托管服務。此次全面實施，從主城區試點向城鄉所有小學全面推開。

按照要求，各區政府為本行政區內“彈性離校”工作的實施主體，承擔主要職責。針對三年試點過程中經費短缺、人力不足等困難，南京教育部門在市財政局、市人社局支持下，逐條制定解決方案。市區兩級專項資金將按每生每年不低于400元標準落實。根據各區初步匯總數據統計，本學期南京全市參加“彈性離校”學生超過5萬人。

各校探索多種組織模式 安全因素為首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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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彈性離校”操作模式可以由學校自管自辦，具體工作主要由校內教師承擔；可以實行自管他辦，由學校進行統一管理，具體工作主要由志愿人員和外聘人員等承擔；也可實行社區管理、學校參與等組織模式。

本學期從申請對象看，一二年級學生占大多數；從管理方式看，學校自管自辦占大多數。例如在保障房小區配套的丁家莊小學，由于轄區內外來人口較多，沒有老人同住，且雙職工家庭單位距離較遠等，在全校1042名學生中，有超過1/3參加了“彈性離校”。

該校校長張玲介紹，“彈性離校”學生分成9個班，每個班均由一位老師值班。全校67位在職老師，除了懷孕或生病等個別老師外，能值班的全部安排輪流值班。有些家長5點鐘還不能準時來接，則會把學生拼成一個班安排一位老師值班到更晚時間。“學校和家長最關心的是安全問題，畢竟由自己學校的老師管理更讓人放心。”

自管自辦的學校確實存在一定的人力及經費壓力，對此各校也在積極應對。下午將近5點半，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學北面的一排教室，還有兩間亮著燈，到了5點還在等待家長的孩子被分成兩組：沒有完成作業的繼續完成作業，已經完成的可以在隔壁教室有序觀看兒童劇。一位60多歲的老教師拿著對講機與門衛對接，核對家長已到的孩子名單。“為了減輕在職老師的工作量、不影響日常教學安排，2014年起返聘了5名退休老師，每小時給予80元的補貼，一年從辦公經費中支出近20萬元。”游府西街小學副校長朱勇告訴記者。

政策鼓勵學校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吸引各區關工委、文化藝術科技體育等領域的機構和團體提供公益性服務。南京建鄴實驗小學與一家社會教育機構達成合作協議，由該機構派遣專門的老師，在學校圖書館內照看孩子。“教育機構也是以公益為主，通過與學校合作這種模式，能形成較好的口碑，這是一種雙贏。”該校負責人坦言，對于引進社會力量的“自管他辦”模式，更需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明確外聘人員聘任程序和法律責任，確保學生在校人身安全。

專家建議引導培植社會機構 多元共建促進政策完善和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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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項民生政策，采訪中，大多數家長都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希望可以長期持續、更加完善。有家長提出，冬令時很多人下班時間都在5點以后，能否將離校時間延后一點，家長在6點鐘之前把他們接走；有家長提出，除了自習之外，最好再安排科學技術、文化音樂等活動，合理安排“彈性離校”的這段時間。南京市教育局局長孫百軍表示，教育部門還將和市區財政、人社等部門一起，不斷優化政策細則、加強管理服務，盡力讓這項教育民生工作落實辦好。

“如果沒有社會各界的配合、僅靠學校來解決孩子們放學以后的安排，是難以長久的。”江蘇鎮江市中山路小學校長劉正才坦言，家長有不同的需求，而這也是一些社會機構存在的市場。他建議，“他管他辦”模式可再細化和明確，例如學校可以作為參與的主體之一，承擔有限責任；少年宮等機構來學校開班，學校、社區活動中心等出場地、器材，在基礎性的公益活動之外適當收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張男星說，“彈性離校”的價值不只是管理學生的課后時間，更在于通過各種方式豐富學生的課后學習生活。為此需要加大對社會教育機構的培育，規范其參與學校教育的資質，讓更多社會教育機構參與“彈性離校”帶來的課后教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邱建新認為，這一政策的實施，不能“一頭熱”，而需要積極整合社區、學校、教師、志愿者、專業社會組織和機構的力量共同參與，實現社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