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有學者調查1200名女大學生，其中有44 .3%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騷擾，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過兩次甚至三次以上。該調查也發現，23%的女大學生認為當前性騷擾的“情況很嚴重”，60.4%的女大學生認為“情況嚴重”。

“你這還是要去國外留學的人，一點都不OPEN。”臨近夜晚10時，在北京某茶藝館的7號包廂內，一名教授約前來咨詢留學事宜的女學生喝茶，并讓她翻譯自己朗誦的英文，其間試圖強行擁抱這位女生。女生拒絕了，但教授仍在靠近……

這是北師大學生康宸瑋舉報該校某學院副院長騷擾學生的視頻片段，更多細節記載于他8月31日發布的《沉默的鐵獅———北師大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里。而這只是他報告中“情節最為惡劣”的一起。據康宸瑋不完全統計，2007年至今北師大校園內共有60起性騷擾事件確認發生。

事實上，類似性騷擾事件不只發生在北師大，在各大高校曾經發生。中山大學性別文化研究專家柯倩婷告訴南都記者：“教育是基礎的，校方應該首先理解校園性騷擾對學生產生影響有多嚴重，不能為了顧全顏面，而將問題藏在黑暗里。”

44%受訪者曾遭遇性騷憂

李曉是安徽合肥工業大學的學生。去年10月底，她正在準備期末英語考試。由于忘了時間，在過了晚上11時后，自習室的人陸續散了，就剩下她和一個男生。此時，男生突然過來搭訕，“我今天晚上注意你很久了，你好漂亮，尤其是腿很美。”李曉告訴南都記者，“他當時坐在我的前面一排，然后那個手就往我腿上摸。”她被嚇得趕緊扔下書跑出教室，而男生跟著追了出來。所幸，她最后甩開對方。回想起這件事，李曉還留有陰影，從此再也不敢自習太晚。

南都記者了解到，此類性騷擾事情在各大高校時有發生。如5月17日，北大學生反映，一個一米七左右，操東北口音的男青年來校園直播約北大女生，并“說一些下流無恥”的話；5月30日，浙江大學女生廁所中發現微型攝像頭；6月15日，一名南京大學的女生在教學樓內午睡醒來，在褲裙上發現了疑似精斑的殘留物。

2014年10月30日，在一次“高校預防和制止性騷擾機制研討會”上，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會上，有學者調查1200名女大學生，其中有44.3%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騷擾，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過兩次甚至三次以上。該調查也發現，23%的女大學生認為當前性騷擾的“情況很嚴重”，60.4%的女大學生認為“情況嚴重”。

權力關系下的性騷擾隱蔽

關于校園性騷擾的定義，目前尚未有明確說法。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時，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構投訴”。這是“性騷擾”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國的法律條文中。中國政法大學劉小楠教授告訴南都記者，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后，雖然加入了性騷擾的禁止性規定，卻沒有對性騷擾做出界定，也沒有對什么是性騷擾行為進行列舉。

在一篇名為《我國校園性騷擾的防治》論文中，山東大學的邱立偉提到，關于校園性騷擾，美國婦女教育課程國家顧問委員會作出了如下界定：學術界的性騷擾是指教師使用權威去強調學生的性狀態和性認同，使學生無法享有完整的教育機會、權益與范圍。國內有關學者也對此進行了界定：指行為人或受害者至少有一方是學校成員的性騷擾，包括不受歡迎的肢體、言詞或非言詞及利用互聯網或現代通訊工具傳遞的圖像、聲音、言詞等令行為對象不愉快的行為。

南都記者梳理發現，關于性騷擾的界定大致有兩個前提：一是“不受歡迎的”，即違背他人意愿的行為，多發生于公共空間；二是基于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而做的威脅、強迫等行為。而后者是高校里典型的性騷擾事件。在浙江某高校任職的劉蘭還記得自己讀研的時候認識的一個女生，因不堪導師騷擾和威脅，最后選擇退學，而“老師繼續做禽獸”。

類似案例并不少見。去年8月，安徽巢湖學院學生處處長拿畢業證威逼利誘女生。最為人熟知的是，2014年廈門大學歷史系原教授吳春明誘奸女學生。該教師被舉報以指導女學生論文為由，伺機侵擾學生。事后以畢業工作保研保博為名，或利誘或威逼。

柯倩婷告訴南都記者，有學生曾向她反映被老師騷擾。她認為，教師性騷擾學生的現象處于更隱蔽的狀態。這類老師控制學生，通常以浪漫愛的形式開始，提供更多的機會與關注。當事件本身在權力關系時，遭遇性騷擾的學生有時還會被懷疑和污名化。

性騷憂對人的心理影響

與廈大博導誘奸女生事件相似，發生在臺灣的一起大學校園性侵案，被改編成了電影《不能說的夏天》。影片又名《寒蟬》，秋深天寒，蟬即不鳴，意指受侵害的女生噤若寒蟬。影片講述的是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敬仰的教授性侵后，面臨心理崩潰及維權的經過。“發生這些事，你還有臉來學校！”“是不是你去勾引李教授的？”白白不僅遭受同學議論、辱罵，就連同被侵犯的兩位女孩也不肯站出來為她說話，甚至幫教授掩蓋罪行，而且自己的母親也質疑她。

影片之外，現實中的校園性騷擾事件也有類似情況。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的何言，剛入大學時曾遭遇“咸豬手”性騷擾，由于沒有證據，她從未向任何人提及。直到交男朋友后才第一次傾吐出來。出乎意料的是，她感受到對方一絲嫌棄。當有女生被騷擾時，總有聲音將錯誤歸咎于受害者，“這或許就是很多人被騷擾，被猥褻甚至被強奸而不敢聲張的原因。”

廣州心理專家胡慎之分析，在本來覺得安全的校園環境里，遭遇性騷擾對人產生的心理影響包括：安全感的喪失、人際關系有所改變；懷疑自我認知和判斷，“被侵犯的女性常表現出自責，她們不敢跟別人說，不知道如何應對，還有強烈的困惑、羞恥和愧疚”。

而對于實施騷擾行為的人，有時他們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而是在表達一種情緒，“處在壓抑狀態的騷擾者，通過露陰、咸豬手等方式表達壓抑，做了這些事情后，他們有的會很后悔、愧疚甚至罪惡。在缺乏其他排泄方式和未及時進行強制性心理矯治的情況下，這種壓力又變成他們再次實施性騷擾的動力，因而導致惡性循環。”胡慎之說。

專家觀點

建議加強反性騷擾教育不能把問題藏在黑暗里

今年5月，在北大女生頻頻遭遇直播男騷擾后，不少北大學生義憤填膺，自發成立護花聯盟，哲學系大二學生李浩田便是其中一員。他告訴南都記者，當時學生們討論很多應對措施，“有師兄甚至提議搞一個打人小組，不過從來沒有行動過。”

在9月份入校前，正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的史奇，接受了一次在線的校園性騷擾課程培訓，大概一個小時的視頻和PPT，內容包括性騷擾和強奸的定義，遇到性騷擾可采取的措施等。培訓完后，每個人還要進行測試才能登記選課。

從上海交大畢業后，何言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學讀研。她告訴南都記者，當發生類似事情后，學校會提醒學生注意安全，并附上投訴途徑。此外，校方還經常發郵件做問卷調查，“比國內大學考慮周全太多，更重要的是這里并不覺得受到強奸或者性騷擾是難以啟齒的事。”

杜克大學的劉康教授告訴南都記者，美國高校對校園性騷擾的問題尤為重視，“因為這關系到權力和權利的問題，學校一律禁止有這方面的交易。”同時出臺各種針對教師、校工和學生的法令和規定。當學生舉報遭遇性騷擾時，有專門的委員會介入調查取證。

2014年10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首次明確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但對于教育提供者在防治性騷擾的義務仍沒有明確規定。中國政法大學的劉小楠教授認為，性騷擾一般是在私密環境下進行，很難舉證。為此，她建議，關于預防校園性騷擾的要求應該上升到法律層面，并制定具體細則，明確預防和制止性騷擾的主要責任部門。

胡慎之則建議，高校應加強反性騷擾教育，讓學生對性騷擾有清晰的認知，同時重視學生的心理輔導。

在柯倩婷看來，目前國內高校處理校園性騷擾時，采用的是“問題顛倒，責任顛倒”的方式，為了顧全學校或教授的顏面，而犧牲學生的利益，“這完全違背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不能把校園性騷擾問題藏在黑暗里。”

(應受訪者要求李曉、劉蘭、何言、史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