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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天中心小學的估算，全校現有的451名學生中，有超過一半學生來自周圍偏遠的村莊。過去十幾年里，散落在農村的教學點陸續撤銷，這所全鎮最大的公辦小學承接了那些生源。大山深處的村民們，離開居住多年的村子，從孩子進入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來到鎮上租房居住。

2019年6月25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陪讀家長帶著換洗衣物送孩子上學。一般送孩子到學校后，她們便去河邊洗衣服。視覺中國供圖

2018年1月11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陪讀爸爸指導小孩做作業。

9月22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一名陪讀奶奶和孫子在一起。

2018年1月12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孩子們端著飯碗串門。視覺中國供圖

6月25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一個孩子和陪讀媽媽一起吃晚飯。視覺中國供圖

9月17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兩位陪讀母親在帶孩子。

9月18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一名陪讀奶奶正在給孩子們做完飯。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為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尹海月/攝

陪讀可以是從幼兒園開始的，至少在大別山腹地的這個小鎮上，這事兒一點兒也不稀奇。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曉天鎮，位于毛坦廠鎮以南30多公里處。毛坦廠近年因為一所被視為“亞洲最大高考工廠”的中學而出名，鎮上的“陪讀經濟”方興未艾。曉天鎮的陪讀沒有鄰鎮那種爭分奪秒送孩子趕考的悲壯，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存在狀態。

畢竟，這里不是毛坦廠，盡管當地人大都聽說過那個地方。這里的校園里沒有高考倒計時牌和勵志標語。高考考生掛在嘴上的“一本”和“二本”對此地居民來說還是好幾年后才會考慮的事情。它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山區小鎮，擁有一所普通的山區小學。

根據曉天中心小學的估算，全校現有的451名學生中，有超過一半學生來自周圍偏遠的村莊。過去十幾年里，散落在農村的教學點陸續撤銷，這所全鎮最大的公辦小學承接了那些生源。大山深處的村民們，離開居住多年的村子，從孩子進入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來到鎮上租房居住。

屬于這個小鎮的“陪讀經濟”誕生了。

匯聚

在曉天鎮，陪讀者多為年長女性。年輕父母們顧著外出賺錢，幾乎一年只回家一次，養育孩子的責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上一代人身上。也有年輕媽媽放棄在外務工，辭職回家，專心陪讀。

男性去哪兒了？他們分布在杭州、寧波、蘇州、上海這些城市，做木匠、銷售員、大貨車司機或是服裝廠工人，然后把收入輸送到這個小鎮上。

這些收入首先撐起了小鎮賣早點的攤位。曉天中心小學位于山腳下，每天早上7點，伴隨著此起彼伏的摩托車喇叭聲，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刻到來。賣早點的小鋪被紅紅綠綠的書包包圍，家里來不及做早飯的，孩子們會花3元錢在這里買一根火腿腸、一塊糍粑作為早餐。

陪讀客們則開始了這一天的事務：洗衣、買菜，為孩子準備晚餐。坐落在學校周圍的那一棟棟舊式廠房便是他們的“家”。

廠房過去屬于軍工廠。20世紀90年代，工廠搬遷后，留下大片閑置的車間和宿舍。如今，這些有著50多年歷史的老房子又因為新的住戶，獲得了新生。

門口三兩成群閑聊的陪讀老人以及晾衣架上一排排的小孩衣裳，證明那些破敗的房子仍在發揮功用。墻磚大多殘缺、變色，木質的門窗仍是上世紀留下來的，就連上廁所也要去最近的公廁。

湯中華前幾年搬到這里時，屋頂漏水，她花了1000多元修好屋頂，在街上撿來別人扔掉的廢棄不用的木桌，又從農村老家運來床、水壺、桌椅，才將幾間出租屋一點點拼湊出家的樣子。

她57歲，陪讀已有7年。

早些年，曉天中心小學原址上是一所寄宿制初中，聚集了從周圍村莊來上學的孩子們。生源減少后，初中并入了另一所中學，小學搬了過來。

湯中華真正的家在十幾里山路外的山頭上，對于這位要陪兩個孫女上學的祖母來說，離家是沒有辦法的選擇。

7年前，她的大孫女在村里上幼兒園，那時，學校就在家門口。在她的視野里，隨著生源減少，沒過多久，學校“垮掉了”，孫女只能轉到鎮上讀書。

鎮上離村子有十幾里路，騎摩托車還要將近20分鐘，冬日遇到風雪天，一不小心就會在山路上摔跟頭。湯中華索性在鎮上租了房子，正式開始陪讀。

同湯中華一樣，對60歲的江道柱來說，陪讀是一件“萬不得已”的事。他所在的大馬村離鎮上有17公里，以前家附近就有一個教學點，只有幼兒園和一、二年級。他的大孫女讀完后便轉到一所寄宿制私立學校，那里可以接收三年級以上的孩子寄宿。

但是，等到他的小孫女出生，村里的教學點不復存在。他也來到了鎮上。“為了小孩的教育必須要過來。”他說。

很多陪讀家庭來到這里，都有同一個原因：孩子待在老家已無學可上。在這地廣人稀的小鎮，村子的小學正急劇減少，目前，曉天片區的16個村子只剩下4所村小，每所村小的學生市場不足5人。

葉詩友曾是其中一所村小的校長，十幾年來，他見證了學生的銳減：2005年時學校還有80多個學生，到2010年已銳減到二三十個。3年前，僅剩十幾個，再到后來，一個也沒有了。

原因至少有兩個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外出務工者人數的上升。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父母開始將孩子帶到外地，經濟條件好一些的送到省會合肥，次一些的去縣城，再差一些的便送到鎮上。

“村里教學質量不行”，談起離家陪讀的原因，一位家長說。一位村小教師則說，在村里，若不是家庭極其困難，有余力的都會將孩子送到鎮里念書。

葉詩友對此也很無奈，山里最缺老師，從2005年開始，他就開始為學校申請配備英語教師，然而直到學校被撤，也沒找到——沒有人愿意來這窮鄉僻壤。有的年輕人分配到這里，繞著學校走一圈，課都沒上一節，背著行囊就走了。

“年輕人不能往教學點放，放了馬上就走。”負責這個鎮教育工作的曉天中心校校長徐家艾無奈地說，“山區條件落后，留住人很難。”

如今，4個教學點里，人數最多的也只剩下4個學生。

徐家艾告訴記者，今年，按照規定，“一生一師一校”的學生都要就近轉入規模較大的學校。

在其他教學點萎縮的同時，中心小學的吸引力上升了。褚先丙的老家在查灣，屬于曉天鎮的另一個片區，那里也有一所小學，但學生較少。聽說這里陪讀的學生多，褚先丙把孫子轉到了這里。

為了省錢，58歲的王進英原本選擇留在村里。她有3個孩子要照看。等到今年4月，她也不得不加入了鎮上的陪讀隊伍——當時，村小只剩下她的孫女，一個學前班孩子和一位數學老師。

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這些素不相識的人搬到了那些舊工廠區里，成了街坊鄰居。

算賬

王進英的孫女在村里上學時，學校只有她一個學生，所有科目都是一個老師教，體育課只是無聊地去河邊玩玩石子，碰上老師請假，“好幾天就自己寫作業”。更可怕的是孤獨。王進英說，叫她也不答應，只知道搖頭擺頭，說話很少。另一個學前班的小孩，看見人就跑到桌子底下，“怕人就怕到那樣子”。

轉到曉天中心小學后，她認為孫女話多了起來。但隨之多起來的，是租房陪讀帶來的開銷。

以前，學校就在家門口。種些糧食和蔬菜瓜果，就可以滿足祖孫倆的基本生活，陪讀意味著要花錢租房、花錢買菜。她的房租一年是2000元。“不吃不喝都要2000”，她覺得不可思議。

王進英的兒子在杭州做油漆工，每月工資五六千元，不足以支撐三個孩子的生活支出，一部分經濟壓力便落在了她和在外務工的丈夫身上。孫女患有混合型紫癜，1萬多元治病的費用還是跟親戚借的。

陪讀意味著一個勞動力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每天下午4點，王進英要準時接送放學的孫女回家。

她想找一份工作賺錢，但是陪讀這種生活方式決定這些人很難找到合適的。“一待好幾年，煩死嘍。”她嘆著氣說。

相比之下，同為陪讀奶奶的周言芝生活要輕松一些。每月，在杭州打工的兒子、兒媳、女兒都會固定給她打錢。

58歲的周言芝要同時照顧3個孫輩上小學和幼兒園，但在她看來，不用為吃喝發愁的日子已算得上“享福”了。

她從不去別人家打麻將，也不去學校后面的山上加入廣場舞陣營，每天晚上，她的視線片刻都不能離開3個孩子，“燒飯時還得往外邊望”，對周言芝來說，“帶小孩是重大的責任。”

自2016年中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這個小鎮出現的一個變化是，隨著“二孩”的增加，很多原本在外務工的媽媽回流。但這意味著，孩子的祖輩中要有一人外出打工，保證家庭有兩個勞動力在外掙錢，維持家庭的基本運轉。

如果只有一個人賺錢，經濟壓力便會加大。潘顯芬近40歲時生了兒子，47歲的她除了陪讀，還要照看老家89歲高齡的老婆婆。早上不到7點，她就要為兒子準備好早飯，然后騎車回老家，燒水、種菜、照顧婆婆。

她出門時，她的兒子常常還在睡夢中。這個剛上二年級的孩子要自己去上學。平時，家門鑰匙掛在他的脖子上。有時候他放了學，媽媽還沒從村里回來，他要自己打開門，回家寫作業。

田仁瓊也是一名陪讀媽媽。從兒子出生起她就再也沒有外出工作，家庭開銷都由在杭州工地上扎鋼筋的丈夫支撐。

當地的工作機會不多，適合陪讀客們的生計更少。為了多掙一點錢，田仁瓊白天會去鎮里的服裝廠上幾個小時班，下午回家給孩子做飯洗衣服，一個月只能掙到七八百元，“連零花錢都掙不夠”，她苦笑。

韋小平的日子更難——雙腿因病癱瘓后，她要常年坐輪椅，她的婆婆也已癱瘓。因此，她丈夫不能外出工作，只能在當地接些體力活，以便隨時照顧。如果不是有每月10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這個四口之家很難撐下去。

韋小平算了一筆賬：房費一年3000元，婆婆每月請人照顧要花去1800元，加上日常花銷，每月要花去3000多元錢。做臨時工的丈夫掙來的錢剛能糊口。

她“不敢生病”，為了省錢，一切都得算計著來。女兒正在長身體，她隔三差五買點魚，自己不舍得吃。水果也很少買，但她知道水果的價格漲跌。說起這些，她一遍遍嘟囔著，“太貴了”。

小學門口常賣零食，女兒想買一塊面包，“吃起來特別松軟”，4元一個，韋小平不太舍得，“哪能天天買，一個星期買一回都不得了。”

她一直想干點副業，但坐著輪椅又不能干體力活，只能整日干著急。

為了盡量節省開支，來自山里的陪讀客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9月，湯中華已在為冬天的菜做儲備，等著外地務工的孩子回來吃。王進英花費不到200元買了8只鴨子，她的計劃是，到了冬天，鴨子長起來，就能宰了吃肉。至于新衣服，她一年也買不了幾件，需要添置就去網上買，不到20元，能買一身。

他們還會去山上野生的板栗樹下撿板栗，拿到山下去賣，撿得勤快，一天最多能賣到200元。不過，板栗成熟期只有一個月，撿拾的人多，能撿多少也要看運氣。

“多賺一點錢，小孩子也吃好一點。”湯中華閑暇時也會去撿栗子賺錢。山上蟲蚊多，遇上高溫天，格外辛苦。為了給在杭州打工的兒女減輕點負擔，這個能干的農村婦女幾乎一整天不歇著，白天，她騎十幾分鐘電摩托車回老家種菜，下午給放學回家的孫女做點好菜，晚上8點，再去鎮上的一個酒店上夜班，負責住客登記。

這份夜班工作為她掙得每月1600元的收入，但意味著她每晚都不能睡個好覺。她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點，再趕回家給孫女做早飯。夜班時，她把酒店的椅子排成一排，在上面躺著休息。為了隨時能聽到客人敲門，她要一直保持淺睡。

只有小學文化的她識字不多，此前也沒摸過電腦，入住登記的流程還是老板手把手教的。

她很珍惜這份工作。孩子們常年在杭州務工，一般過年回家一次，她和丈夫在老家想方設法掙夠每月生活費，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

她不是不知道孩子們在外務工的不易——暑假她送兩個孫女去杭州跟父母團聚，見到那小小的出租屋只能放下一張床，晚上兩個孫女睡在床上，兒子和兒媳還要睡地板。

好不容易有了團聚的機會，兒子讓她去住旅館，她嫌太貴，死活不肯去。“寧愿坐一晚上都不去。”

陪伴

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38歲的謝金愛已經15年沒有出去工作了。21歲時，她從山東嫁到了這個小鎮，23歲，她生下第一個孩子。等到兒子上了初中，第二個孩子又出生了。她一直在陪讀。“有時候想想挺難過的，最好的青春浪費在這個地方了。”

“外面什么世界我都不知道嘞。”她笑著對記者說，“現在40歲，出門洗碗人家都不要了。”

有時在家待著，她覺得自己簡直要發瘋，甚至會想“直接甩手出門”，但緊接著又會不忍心。

同樣，從兒子出生起，朱經屏就不再出去工作，多年的陪讀生涯消耗掉了她的青春，也讓她幾乎與外界隔離。

在陪讀媽媽里，朱經屏稱得上是上心的。她會及時督促兒子寫作業，兒子的字寫不好，她就自己抄一遍，再讓兒子照著抄。但她文化程度不高，只能進行簡單的輔導。孩子讀到三年級以后，即使是年輕媽媽，學業輔導也已力不從心。那些陪讀的祖輩更加吃力。很多孩子遇到不會的題就上網查詢，或者請教高年級的哥哥姐姐，還有的會跟遠方的爸爸視頻聊天，詢問不會寫的作業怎么做。

在這個鎮上，有的父母擔心祖輩們無法管教孩子，將孩子送到附近一所私立學校讀書，但這所學校要支付一學期6600元的學費，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得起。

關于陪讀這件事，就算陪讀客也在懷疑，無微不至的照顧是否有必要。“我三四年級就會做飯了，夠不著就拿個凳子站著做飯。”其中一位媽媽說。

還有一位陪讀客覺得，一些人陪讀是跟風，“看見別人陪他也要陪。”

不陪讀，朱經屏怕兒子的成長出問題；陪讀后如果兒子仍沒什么大作為，“也就沒辦法了”，她這么寬慰自己。幾年下來，陪讀漸漸有了效果，兒子的成績越來越好，開始拿獎狀回家。

58歲的農婦陳永獻不識字，她只知道，陪讀是為了孩子好。她所在的南岳村還有一處教學點。8年前，她的大孫女剛剛上幼兒園，子女和她商量讓孫女去哪里上學時，她主動提出要陪讀。她堅持讓孫女到鎮里上學，“村里上不好學，出來考大學的很少。”

湯中華為了兩個孫女上學沒少奔波。第二個孫女上學時，學校人數超額，她撥打電話查詢臺，最后打電話到了縣教育局，直到讓孫女順利入學。

她沒讀過幾年書，但生活的經歷告訴她讀書的重要性。“不念書，坐車都不曉得車牌號，不惜一切代價也要供孩子讀書。”

不管怎樣，謝金愛相信陪伴的重要性。有人勸她，將小孩留給婆婆帶，她不放心，“父母都出門，小孩缺少父愛母愛。”這樣的孩子她不是沒有見過，“有的小孩脾氣很古怪的，很暴躁。”有個鄰居小孩玩手機，奶奶勸他不要玩，小孩不聽，氣得摔碗，劃破了手，孩子父母都不在，謝金愛趕緊將他送到了醫院。

在醫院里，謝金愛問那個受傷的男孩想不想爸媽，他沉默了一會，說不想，“反正一年也回不來幾次”。

“孩子還是想父母。后來暑假他媽媽把他帶去杭州，他就好了不少。”謝金愛說。

令很多陪讀家長頭疼的時刻，是夜晚8點，舊廠房陷入寂靜而一扇扇格子窗被點亮時。窗前坐著寫作業的小學生。一位陪讀媽媽抱怨，教兒子學習寫一個漢字，不知道要用橡皮擦多少次方格紙，也有人因為孫子就是不背書，氣得反手就是兩個耳光。

被陪讀的孩子，大多也是留守兒童，根據曉天中心小學的統計， 451名學生中，父母雙方都不在家的留守兒童人數達124人。

“家長反映，很多孩子在學校聽話，在家里不聽話。”曉天中心小學教師吳曉玲告訴記者，很多家庭父母不在孩子身邊，家庭教育是普遍存在的難題。有的學生晚上回家不寫作業，第二天老師詢問祖父母，祖父母解釋說，“問了他，他講寫完了”。還有的奶奶心疼孫子，會幫著孫子寫作業。

那些連字都不認識的祖父母，則根本不知道孫子孫女在做什么，輔導作業時，只能一遍遍地問，“寫完作業了沒有”。

有時，作業本需要簽字，有的奶奶不會寫字，就找鄰居幫忙，還有的直接買盒印泥，在試卷上按手印。

前路

為了緩解陪讀家庭的壓力，今年，曉天中心小學開始向縣教育局申請建宿舍，為一部分學生提供寄宿條件，先滿足高年級，再滿足低年級。曉天中心小學校長汪先林告訴記者，學校正在嘗試通過寄宿，解決代際陪讀帶來的教育管理問題。接下來，這所小學還會開晚自習，安排老師值班。

但要真正施行起來不易，相比走讀制，寄宿制面臨的管理問題更多，也更復雜。比如日常生活照料問題，小到學生的衣服由誰洗，大到住宿是否需要安排專職人員陪同，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而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更多的投入，老師們的任務也因此變得繁重。2017年，曉天中心小學正式加入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學生每天花2元便可在學校吃到一份“三菜一湯”的營養午餐，借此機會，學校開始實施中午留校制，吃午飯的學生不必再回家，吃飯完就在校午自習，這使得陪讀家長們中午有了更多閑暇時間，但由此給老師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中午兩個小時，所有的老師們要留在學校，才能保證秩序。

不少老師向記者坦言，自己因此要犧牲更多個人時間投入到工作中，很多有孩子的女老師因此不能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而相對應的只是每天10元的補貼。

如今，實施寄宿制意味著老師們要用更多時間承擔起照看學生的任務。這對本來教師就少的山區小學而言，無疑又帶來更多壓力。

如何讓教師愿意承擔寄宿制帶來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是汪先林目前考慮最多的問題，“相比私立學校，公立學校對教師激勵的機制可能少一些。”

曉天中心小學目前只有24名教師，一位教師兼職教幾門課的情形十分常見。韓鳴明是今年剛分配到學校的體育教師，剛到學校不久，就被學校通知同時兼帶語文課，“學校太缺教師了。”

如果小學的寄宿制試行順利，韋小平考慮將孩子送去寄宿。還有的家長持觀望態度，擔心孩子在學校的生活是否能自理。

但是對于很多家長而言，即使小學陪讀完，陪讀長跑仍然在繼續。有的孩子不愿去封閉的私立學校讀書，選擇在鎮上讀公立初中，陪完小學畢業的奶奶們便會搬到這里，繼續租房陪讀。這是一所“十二年一貫制學校”，學生可以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

“不陪他，容易跟別的小朋友學壞。”謝金愛告訴記者，盡管那所中學也實行寄宿制，但相比封閉式管理的私立學校，管理相對松散，常常有孩子私自外出去網吧玩通宵，家長因此不得不繼續陪讀。

謝金愛的兒子今年在鎮上讀初二，小學畢業升初中，兒子死活不去私立學校，她只好在學校旁邊租了房子，租金一年5000元，由退休的婆婆繼續陪著兒子讀書。

已經陪讀7年的湯中華，現在還看不到陪讀的盡頭。她的大孫女正在念初二，等到大孫女初中畢業，家里打算將她送去合肥，到時候，她將離開曉天鎮，去合肥陪孫女念書。她真正結束陪讀生涯，可能要等到孫輩們念大學。這么多年陪下來，湯中華心里希望兩個孫女能考上“一本”。

陳永獻也從別人那里知道“‘一本’好一點，‘二本’差一點”，她唯一能說出名字的大學是清華大學。

她沒讀過書，阿拉伯數字只認識1到5，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學校需要家長簽字時，她花10元錢刻了個章，需要簽字的時候就蓋一下。孫子讀幼兒園時，放學后，家長簽字才能把孩子接回家，她不會寫字，站在老師面前干著急。4歲的孫子照著戶口本，抄了一張田字格紙，學會簽上陳永獻的名字，這是他學會寫的第一個姓名。

“考上清華大學，我就請人家喝酒！”她對孫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