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截屏圖

編者按

“心理健康”正在成為大學生活關鍵詞。5月至6月，“共青團12355愛‘心’百校行”活動持續舉辦，共青團直接聯系、培養的120家高校心理健康社團師生分享自己的故事。如何在學業壓力中保持“松弛感”？“戀愛腦”是好還是壞？怎樣幫助抑郁的同學走出困境？與父母理念差異太大產生沖突怎么辦？是大學生們關注度最高的話題。

如今，“共青團12355”在全國擁有113條服務熱線，每年提供心理、法律咨詢65余萬人次。“青聽益站”全國12355網絡平臺注冊用戶已超過22萬，平臺訪問量超430萬。這條暢通了18年的電話熱線，持續為青少年成長保駕護航。

緩解學業壓力：在不確定中找尋確定

實習生 李欣然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韶明

實習下班后，上兩小時英語課，吃完晚飯準備比賽的路演材料，完成臨時工作任務，臨睡前反復回憶一天的計劃表，入睡已將近凌晨兩點。這是3個月以來，社會學專業大三學生朱進的日常。

保研夏令營將至，朱進平時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他每天給自己上好“發條”，保證所有事情都如常運轉，屢次拒絕朋友的邀約，放棄節假日和家人團聚，希望能為保研增加一份籌碼。周圍朋友都說他自律，只有朱進自己知道，那些“破防”時刻都藏在無人知曉的社交賬號里。“如果我沒有完成計劃，就會有一種巨大的愧疚感，有時候哪怕都完成了，也會沒來由地心慌、焦慮，擔心自己沒有研究生可讀，我是一個絲毫沒有‘松弛感’的人。”

學業壓力是大學生面對的主要挑戰之一，過度的壓力可能導致學習動力和興趣下降，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和社會交往。

日前，在南京審計大學舉辦的“12355愛‘心’百校行”首站活動中，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社團指導教師任露主持了“青少年心理健康議題研討”環節中《如何在學業壓力中保持松弛感》的圓桌討論。

她在研討中發現，當前大學生學業壓力的主要來源可以歸結為三點：專科學生對于畢業后是否要專升本等未來考量壓力較大；高水平大學學生對于課程壓力較大，課程比較密集且難度較高；學生對于未來就業升學壓力普遍較大。

面對與日俱增的學業壓力，大學生應該如何保持“松弛感”？在未來規劃上，又該如何作出人生選擇？

“‘松弛感’不是內卷也不是躺平，是一種有自己的內心尺度，有自己的人生方向，朝著目標徐徐前行的篤定與淡然，是情緒穩定與悅納自己。”任露建議，緩解學業壓力，要尋找并確立自己的價值觀。任露認識一位申請到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碩博連讀的學生，這個學生在申請的過程中一點也不焦慮，“這源于她對自己的目標十分明確，她要學習認知神經科學，在這條路上發揮自己的價值。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三年，只是時間問題，已經在路上了就沒什么好焦慮的。”任露說，當一個人擁有了自己的價值觀和方向，就不會特別計較一時的得失，不會在盲目比較中迷失自我。

任露還曾開導過一個糾結是否轉專業的學生。該生學習心理學專業，因為喜愛想轉到新聞專業，但又擔心新聞專業課程難、競爭壓力大。由于和班里人相處很好，且學院環境溫暖，她不想離開這樣的環境。來來回回地糾結，學生變得非常焦慮。當任露詢問她的人生規劃，學生回答說想當一名優秀的記者，當被問到“轉新聞還是留在心理學更能實現你的人生理想”時，學生豁然開朗。

“很多的壓力來自諸多選項的不確定。是考研還是出國？是專升本還是直接工作？學生在選項之間游移不定，患得患失。”任露說，其實決策往往不能兩全其美，決策意味著放棄，你需要找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放棄其余的，即“跨越目標看選項”。

“心理學認為，壓力源和壓力反應之間，有中介調節系統，是認知、生理調節、社會支持。”任露建議大家首先從壓力源入手，面對壓力，積極應對，把焦慮分解成每天努力的一小步，當你感受自己在一步步接近目標，會變得更加坦然。

很多壓力來源于不合理認知，比如“這次考試失敗我就完蛋了”“不考上研究生我這輩子就沒意義了”等。“找到這些不合理認知并糾正也有利于緩解壓力。”任露說。

“大家在壓力大時，也可以試著進行生理放松，如呼吸調節法、肌肉放松法、冥想、體育運動等，生理基礎提高會增加我們的抗壓能力，減輕壓力反應。”任露同時鼓勵學生尋求更多的社會支持，如老師、朋友、心理咨詢、心理熱線等，“傾訴有助于排解壓抑的情緒，社會支持的增強也有利于減輕壓力焦慮反應”。

（應受訪者要求，朱進為化名）

長了一顆“戀愛腦”，是好還是壞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譚思靜 吳欣宇 記者 郭韶明

“我跟你說個事，你別生氣。”一聽到這句開場白，95后大廠青年陳星就知道自己那“戀愛腦”的朋友八成又和男友復合了。

陳星的這位朋友幾乎每周都會跟對象吵架分手，而后又和好。每當他們吵架鬧分手時，陳星都會站在姐妹這邊，對所謂的“渣男”進行嚴厲批判；可當他們和好時，陳星似乎成了他們愛情的“絆腳石”，朋友覺得陳星對她的男友抱有敵意和偏見，二人還為此大吵一架。對于朋友的經歷，陳星既心疼又無奈，“‘戀愛腦’真是害人又害己！”

陳星的想法并非少數。在豆瓣“打醒戀愛腦”小組，“戀愛腦”受害者甚至組成聯盟，勢要將“戀愛腦”趕盡殺絕。

“戀愛腦”是近年來互聯網上興起的概念，在心理學中并無明確定義。通常情況下，網友們將一種在愛情中過分投入，愛情至上的思維模式稱為“戀愛腦”。單方面付出、患得患失、反復原諒對方等是評價“戀愛腦”的高頻詞。

長著一顆戀愛腦袋，是福還是禍？東南大學心理健康社團指導教師王婉睿認為，戀愛中的人想要做到完全獨立或完全附庸是很難的，“我們或許可以在0和1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不完全放棄愛情幻想，也不在愛情中迷失自我”。

王婉睿提醒，如果在一段戀愛關系中，覺得自己是“不好的”“不可愛的”“沒有價值的”，就要警惕“戀愛腦”帶來的負面作用了。

00后大學生林超越自認為是一個過度的“戀愛腦”。她和男友常常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不歡而散，情緒、生活、工作都大受影響。她覺得自己處于一段糟糕的戀愛關系中，卻沒有勇氣結束，“我性格比較內向，男朋友是我唯一也是關系最親密的好朋友，我沒辦法失去他”。

可似乎越重視這段感情，他們的關系就越糟糕。“這段關系激發出了我惡毒的那一面，自私、敏感、極端、脆弱、多疑……有時為了讓對方證明是愛我的，我甚至拿生命威脅。”林超越討厭這樣的自己，但又無能為力。

王婉睿介紹，“戀愛腦”通常具備愛情至上、自我犧牲兩個特點。他們在戀愛關系中多半會過分美化關系中的對方，忽視關系中的隱患及不安全因素；強化關系中對方的需要，弱化關系中自己的需要；完全信任對方，以至于失去獨立判斷能力，不假思索、無底線地為對方付出……

這些行為的背后多是焦慮型依戀心理在助推。產生此類心理的人往往認為自己不夠好、不配得到對方的愛，同時害怕失去對方的愛。“本質上是因為個體的依戀需求未被滿足，他們想通過向對方尋求更多的關注，證實自己是被愛的。”王婉睿說。

依戀風格與個體成長環境有較大關系。她介紹，如果一個人的依戀需求在原生家庭中未被很好地滿足，就很容易放大戀人對自己的“好”，死死抓住對方，卻不知道如何正確地表達愛。

不過，依戀風格是可以改變的。王婉睿建議，如果發現自己是“戀愛腦”，已經影響到正常生活，我們要先向內心探求。在親密關系中感到不安時，及時提醒自己用合適的方式調節，例如真誠地向對方表達不安、觀察和記錄愛人行動的表達等。“不要強迫對方表白或質問對方，指責和質問只會將對方越推越遠。”

其次要調整不合理的想法，注意區分現實和自己的感受。以為愛人做晚飯為例，如果做好了對方沒吃，你可能會感到沮喪。這是因為你對他的行為賦予了“他不愛我了”“我做的飯不好吃”“我沒用”等負面釋義，并由此產生負面情緒。現實中，戀人可能正忙著學業、工作任務，不想吃晚飯。

最后，要學會自我肯定。我們可以記錄自己的優勢、長處或做得還不錯的地方；打開交際圈，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請信任的朋友幫忙客觀分析；如果發現戀人出現PUA、暴力等行為，要果斷離開，保護自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星、林超越為化名）

容貌焦慮：一場關于青春的拉鋸戰

實習生 李欣然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韶明

北京大四學生張夢第一次走進醫美機構是4年前，那時的她18歲，剛剛結束高考。

張夢坦言自己有嚴重的容貌焦慮。從中學時代起，她就覺得自己“又胖又丑”，和漂亮女孩站在一起會自卑。

她第一次去調整的是腫眼泡，然而醫美后精致的眼睛并沒有緩解她的焦慮。雙眼皮、高眉骨、尖下巴......幾年中張夢又陸續做了不少整形項目，即便朋友們認為她已經夠漂亮了，但她仍然覺得自己不夠完美。今年，張夢覺得之前做的“韓式翹鼻”已經過時，又在常去的機構預約了面診。

2023年，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編輯出版系2020級學生在《媒介市場調查》課程中針對大學生的容貌焦慮、在線消費行為等熱門話題開展調研活動，最終形成了調查報告。報告顯示，七成以上的大學生為改善容貌做過努力。

為什么有人會出現容貌焦慮？在長安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指導教師程鈴琳看來，除了人類本身的容貌偏好傾向外，自我認知偏差是重要原因：對自己外貌的主觀評價和客觀的外在形象存在差異，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整容無法緩解容貌焦慮。當人們過度關注自認為的外表缺陷，嚴重時會表現出強迫性行為，比如反復通過鏡子檢查自己、詢問他人自身形象、過度修飾自己等。

同時她認為，社交媒體建構的單一審美場域也是催生容貌焦慮的原因之一。在大眾媒體上，眾多明星和博主頻繁曬出的“漂亮臉蛋”和“姣好身材”被認為是“已確立的美麗標準”，從單一的個人審美變成集體共識，從而潛移默化地塑造個體的審美觀，這種與個體真實形象存在“差距”的標志性形象會引發青少年的外貌焦慮。

武漢大學英語專業的學生高一凡長期因為腿粗自卑，她曾經通過節食來減肥，逼迫自己做大量運動，嚴格計算每一餐的熱量，甚至避免攝入碳水。不規律的飲食和過量運動讓高一凡短暫嘗到甜頭，但也迅速反彈，身體狀態比減肥前更糟糕，那時她才意識到自己有容貌焦慮。

“當時我一點都不胖，但被‘白幼瘦’的審美‘綁架’了，總是對自己的身材不滿意，尤其是我的粗腿。”高一凡認為，在“人均高顏值”的社交平臺背后，也有醫美行業和整形機構刻意營銷的痕跡。“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眼花繚亂的網絡世界中，很難避開消費主義的‘美麗陷阱’。”

對抗容貌焦慮，程鈴琳認為首先要從認知上“打破美貌神話”，沒有證據證明個體特質或能力與面孔間存在聯系，外貌不應該是自我價值的唯一來源。在擅長的賽道發揮優勢，多渠道提升自尊，是建立自信的關鍵手段。“偶爾‘普信’也不是一件壞事，人的自信會創造出積極的心理結果。”

其次，培養“鈍感力”是緩解容貌焦慮的重要一環。程鈴琳發現，不少學生容易高估他人對自己行為和外表的關注。“‘焦點效應’在青春期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是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識在此時飛速發展的緣故。”在生活中，適當地弱化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可以讓我們更加理性客觀地看待問題，減少焦慮與內耗。

“特別重要的是，除了審美這一功能，五官可以讓我們感受藝術、享受美食、聆聽音樂，四肢讓我們自由奔跑，感受世界。關注身體的其他功能是對抗外貌焦慮的有效方法。”程鈴琳說。

從今年開始，高一凡刻意減少手機的使用頻率，加入了學校的騎行社，在自行車上欣賞了不少風景。她發現，自己有肌肉的粗腿比大多數新手更有力量。在特定的場景下，自以為的“缺陷”反而能夠成為別人羨慕的“天賦”。

熱愛生活，擁抱自己。在這場容貌焦慮的拉鋸戰中，高一凡覺得自己勉強取得了勝利。現在她不但和自己的腿和解，還十分喜歡腿上的肌肉線條。“走出容貌焦慮的泥沼，你會發現每個人身上的美好都是不同的。我正在學著欣賞自己的獨特和生命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夢、高一凡均為化名）

從“撞車”到“同頻”，我與父母的和解之路

實習生 張晨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韶明

提及創業夢想，父母立刻炸了鍋，堅持“穩定的工作更可靠”；畢業后，我享受單身的生活，但父母的催婚壓力如影隨形……觀念上的差異總是成為家庭沖突的催化劑，讓年輕一代倍感壓力。

與父母觀念產生沖突時，我們該怎么做？與原生家庭的“和解之路”究竟還要走多遠？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大學的學生童澤霞從小就是家里的“乖乖女”，但高考填報志愿之際，她與父母之間爆發了一次爭執。父母期望她報考師范類院校，童澤霞堅持選擇熱愛的化學類專業。當時，童澤霞一和父母交談就情緒激動，甚至陷入了長時間的冷戰。

新聞與傳播專業的大三學生張沐同樣面臨著困擾。她抱怨道，父親對她的教育方式是“行為嚴格管控，情緒放任自流”。父親很少問她是否快樂，總問她的成績，是否爭取了每個獎項。最近，父親多次表示，希望張沐畢業后回老家考公或當教師，追求一份穩定的職業。然而，張沐更渴望留在大城市，探索未知世界。每次電話結束，張沐的情緒都低落至極，“短短兩分鐘的對話，卻需要我用兩小時來治愈”。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心理健康社團指導教師李子穎看來，因父母理念差異太大產生沖突是普遍的現象。青少年追求自我認同和獨立性，對于他人的意見，會產生束縛感。同時，隨著孩子的成長，父母可能因孩子逐漸獨立而產生不安全感。

李子穎說，青少年在構建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還受到外界，特別是父母的反饋的影響。“青春期身心變化急劇，激素的波動使得孩子與父母之間的觀念沖突愈發明顯。”她說，如果這些沖突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很容易讓青少年陷入自我消耗、憤怒，甚至焦慮與抑郁的情緒中。

“溝通不是為了說服彼此，而是為了相互了解。”李子穎認為，孩子與父母之間產生的很多矛盾源于長期的無效溝通。他們常常將溝通的目標設為改變對方的觀點。這導致在溝通過程中雙方情感負擔過重，疲憊不堪。

李子穎建議雙方在溝通時，先平復情緒，明確問題的癥結，然后再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童澤霞冷靜下來后，換位思考，理解了父母的立場。她決定主動打破僵局，和母親一同拜訪了孩子已上大學的親戚，聽取多方面的建議。最終，父母決定支持童澤霞的熱愛，而童澤霞也承諾會在大三時考取教師資格證，讓自己的人生多一條選擇。

李子穎認為，與他人的關系，最終都要回到與自己的關系。“與他人和解，關鍵在于與自己和解。”她建議年輕人要客觀審視自己，理解并滿足內心的需求。在高質量的獨處中探索自我，同時積極融入不同的人際關系，更全面地認識自己。

“雖然沒有完美的父母，也沒有完美的小孩，但相愛抵萬難。”她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將慢慢變得和諧。

（應受訪者要求，張沐為化名）

年輕人如何走出情緒迷宮

實習生 張晨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韶明

明明沒做什么事，卻總感覺身心疲憊？分明有那么多的待辦事項，卻只想躺著玩手機？內耗、迷茫、掙扎、沉淪......負面情緒似乎總是占據上風。

我們該如何掙脫束縛，找回 “快樂的自己”？

正值考研還是工作的抉擇當口，新聞與傳播專業的大三學生張沐焦慮不已，各種糟糕的情況總是在她的腦海中上演：“我會不會只差幾分考研失敗？”“上不了岸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怎么辦？”期末論文、考研復習、英語口語練習……在張沐的任務清單上，堆積著許多待辦事項，但她始終沒有動力去著手完成。

很多時候，她告訴自己看完這個視頻就去看書，可一旦放下手機，整個人都泄了氣，更別提學習了。“不論做什么，都無法真正帶給我快樂。”多數情況下，張沐最后還是會在刷手機中度過一天。

“這是抑郁狀態典型的‘三低三無’特征。”哈爾濱工業大學心理健康社團指導教師徐天琪解釋，所謂的“三低”，指情緒低落、思維遲緩、動作減少；“三無”則指無助感、無望感和無用感，表現為對自己過度否定，這種否定可能與實際狀況并不相符。

除了考研和就業壓力，由于最近趕上期末周，學業壓力增加，張沐更是夜不能寐。有時好不容易睡著了，舍友的輕微動靜便能讓她從夢中驚醒；即便沒有聲響，凌晨三四點她也會醒來，全身像剛跑完1000米一般乏力。

起初張沐沒有發現，自己消沉的狀態是負面情緒在作祟，意識到問題是一周后。張沐有寫日記的習慣，每當課業壓力大時，她就會將日記作為情緒抒發的出口。回顧本周所寫的內容，她發現負面情緒占了上風，正處在一種不健康的狀態之中。

徐天琪介紹，抑郁狀態是負面情緒的一種，通常持續時間不長，通過自我調節、心理咨詢等方式即可獲得改善。“負面情緒的主要根源在生理、心理和社會三個層面。”徐天琪說，個人的性格特征、生活經歷以及家庭或周圍環境都是引發負面情緒的重要因素。

然而，如果一個人未能意識到負面情緒，長時間處于低能量狀態，對個人生活是極其不利的。她說：“負面情緒的累積不僅可能引發睡眠障礙、食欲減退和肌肉疼痛等身體癥狀，嚴重時還可能對認知功能產生損害。”

徐天琪表示，具有述情障礙人格特征的人往往難以察覺自己的負面情緒。述情障礙是指大腦在識別和處理情緒方面存在障礙，使他們難以感知和表達自身或他人的情緒。這類人通常更側重于外部事實信息，傾向于用理性和邏輯思考，通常也比較現實。

想要重拾良好的情緒狀態，要學會意識到負面情緒的存在。徐天琪建議，我們應當留心身體的反應，并記錄下自己的情緒變化，包括觸發事件、當時心情、身體感受以及后續行為。通過回顧這些記錄，我們能更好地識別和理解自己的情緒模式。同時，要注意那些經常導致不愉快情緒的特定因素，如人、地點、情境、話題或想法。這樣在未來遇到相似情境時，我們能更快地察覺到負面情緒的出現。此外，向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尋求反饋也是不錯的方法，了解他們是否察覺到你最近的情緒變化。

一旦覺察到自己情緒低落，可以先自我探尋其背后的現實原因：“是不是最近學業壓力大？和誰交往不順利？又或是對未來發展比較擔心？”此外，她建議通過運動來緩解負面情緒。“若發現自己缺乏動力，且呈現出‘三低三無’的典型特征，應立刻前往專科醫院進行診斷，并根據醫生建議接受藥物或心理治療。”

為了調整狀態，張沐決定暫時放下課業，給自己幾天的休息時間。她選擇走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放松心情。同時，熱愛藝術的她還通過閱讀書籍、觀賞話劇和脫口秀等方式來治愈自己，實現身心的全面放松。

（應受訪者要求，張沐為化名）

和抑郁的同學相處：陪伴而非治愈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丹萍 記者 郭韶明

“我的朋友患了抑郁癥，我每天都陪著他，想幫助他。但朋友不想和我說話，將自己封閉了起來。請問我該怎么辦？”

“我的朋友在幫助抑郁同學的過程中，自己也陷入了抑郁……”

“一個是我無法進入你的世界，另一個是進去了卻出不來了。”北京理工大學心理委員骨干社團微笑海豚訓練營指導教師馮愉涵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下，想要幫助他人很難，但相似的場景在生活中并不少見。平時下課后，經常有同學向馮愉涵咨詢此類問題。

馮愉涵負責學校心理委員的培養，她經常與同學們探討如何發動朋輩力量，幫助身邊的同學擺脫心理困境。

她發現，很多人不知道該如何與抑郁的同學相處，“有的人會把對方當特殊群體對待，說話特別小心，有的人干脆不相處”。“過度保護和過度疏遠，都是常見的行為誤區。”馮愉涵解釋，這樣的行為很可能會加重對方的心理負擔，讓抑郁的人覺得“你是不是認為我特別脆弱”，甚至感覺被歧視。

“我們既要在理念上不歧視抑郁的同學，也要在行為上給予他們一個包容的環境，學會如何與他們相處。”她說。

如何識別抑郁癥？馮愉涵介紹，抑郁癥主要表現為“三低”，即情緒低、精力低、興趣低。其中，興趣低不是單純地什么都不想干，而是即便以前特別感興趣的事情，現在也提不起勁。需要注意的是，一個人出現以上表現，不意味著就是抑郁癥。是否是抑郁癥，需要精神科醫生來診斷。

作為朋輩的我們，能做的是給予對方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通過訪談、陪伴、鼓勵等方式，幫助他調節情緒。“最重要的是，不斷用科學的方法去告訴他，甚至在對方不愿意的情況下勸導他，前往精神專科醫院診斷，了解情緒的真實狀態。”她說。

市場營銷專業的大二學生李梅就是一個幫助抑郁朋友的反面案例。兩個月前，她的朋友被診斷為中度抑郁。在劉穎看來，朋友哪里都不想去，聊天充滿抱怨，“連同學回消息晚了這種小事，都能抱怨10分鐘”。每次聊天結束，劉穎的心情都很差，要緩好幾天。久而久之，她覺得自己脾氣變得越來越壞，“我好像快被她帶跑了”。

那么，科學的方法什么樣？我們該如何幫助抑郁的同學？

“我們要清楚自己跟抑郁的同學之間相處的目標。這個目標里既有你希望幫助他的部分，也有對方希望你幫助他的內容。”馮愉涵表示，你或許會期望在你的幫助下，對方垂頭喪氣地來，興高采烈地走。事實上，他可能一個月都沒有變化。清楚目標不容易感到內耗。此外，我們還要清楚自己的職責，“你不是去治愈他，而是有限度地陪伴，幫助他發現生活的美好”。

馮愉涵建議，在和抑郁的同學相處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用專業知識幫助對方識別自己的負面思維。以小組作業為例，抑郁的同學可能覺得團隊得分低是因為自己PPT講得不好。實際上，PPT成績占比可能只有20%，對總分影響不大。“抑郁的人很多認知是非理性的，我們要幫助他看到事實，不要跟著對方的思路走。”

同時，我們要幫助抑郁的同學動員身邊更多的支持資源，而不是純粹靠他向你傾訴來完成情緒調節。當負面情緒來襲時，你可以建議他通過跑步、聽歌、做心理咨詢、看精神科大夫、給親友打電話等方式調節情緒。

“快樂會傳染，負面的情緒也會。”馮愉涵提醒，作為助人的一方，我們也要注意自我關愛。如果抑郁的同學找你一傾訴就停不下來，動輒一兩個小時，你要學會打斷他，控制時間。知道自己能在這件事情上付出的限度，如果你和對方聊天后心情變差，就要去做一些喜歡的事情，調整自己。

（應受訪者要求，李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