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橋村敬賢堂里的英才榜

策劃：城市運營管理中心統籌 孟冉執行

編者按

九月在即，全國高校陸續迎來開學季。

漯河陶橋村，5名大學生即將啟程，歡欣喜悅洋溢在每一名父老鄉親的臉龐。是的，他們有理由驕傲：全村991人有241個大學生，家家“金榜題名”。每年此時，都是這個村的豐收季、歡樂季。

高校開學季，河南學子都有著哪些別樣的故事?

“別看我們村很小，但平均下來，基本上4個人出一個大學生，40個人出一個碩士，70個人出一個博士。”8月25日，在漯河市源匯區問十鄉陶橋村，村黨支部書記陶文博告訴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該村“大學生群涌”的罕見盛況，讓“陶橋”這個“雞鳴三縣”的偏僻村聲名鵲起。

源匯區陶橋村三面環水，西與漯河市舞陽縣隔河相鄰，南距駐馬店市西平縣僅2公里，有村民戲稱早些年是個“三不管”的地方，是源匯區距離漯河市區最遠的村莊。“全村共231戶991口人，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已經走出了241個大學生，其中包括13名博士生和21名碩士生。今年，又有5人考上大學。”喜形于色的陶文博對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說。

陶橋村黨支部書記陶文博指著村名匾很欣慰

開端>>

高考恢復第一年，考上兩個大學生

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在陶橋村看到，村民們大多衣著樸素整潔，兩層以上的樓房也不多見。“1977年，是高考制度恢復第一年，村里就走出倆大學生，這在當時可是件稀罕事兒。這倆人一考上學，村里其他人也看到了希望。”黨支部書記陶文博向記者介紹道。

1977年，陶橋村有兩人考上大學“魚躍龍門”后，陶橋村的“大學閘口”一泄而不可收：從1977年到2019年，陶橋村已經走出了241個大學生;僅1998年一年，該村就有11人考上大學;目前該村在讀和已經畢業的碩士、博士生，已達34人，而且立志“要考博士”者越來越多。

不久前，陶橋村剛滿20歲的陶勝杰，收到南陽師范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他成了從陶橋村考上的第239名大學生。“我選擇的是物理專業，本科畢業后一定要繼續考碩士、博士。”

“將來當個老師，我要通過教書育人，讓更多的人用知識改變命運。”陶勝杰告訴記者。

攀比>>

不比轎車比希望，不比排場比教養

“多年以來，村里一直盛行著這樣的‘攀比風’：不比樓房比學生，不比轎車比希望，不比排場比教養!家長和孩子們都比誰的學習好、誰考上的大學好、誰大學畢業后工作好……”今年68歲的陶永謙是一位退休教師，他有2個兒子1個女兒，3個孩子1個博士，1個碩士，1個本科。如今，大兒子陶光輝在中科院研究所工作，曾參與神舟六號、神舟七號及航母的研制工作。

“大兒子勤學習，肯吃苦，有韌勁，有一年被派到湛江海軍基地工作待了8個月。去的時候穿著短袖，回來穿了一身厚棉衣。”提起大兒子，陶永謙滿臉的驕傲。

“我教育孩子就四個字：興趣、習慣。孩子有了興趣，才會想學習，學習的時候養成好習慣，會讓他們受益一生。”陶永謙告訴記者，自己的三個孩子從小就被要求不寫完作業不睡覺，家里的燈經常亮到深夜。

此外，陶永謙還讓孩子們從上小學就開始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令他欣慰的是三個孩子都很爭氣，養成了勤學苦讀的習慣，這個習慣一直伴隨著他們讀本科、讀博士和工作上，報效國家的愿望都很強烈。

艱辛>>

砸鍋賣鐵攢學費，幾個春節不吃肉

“咱房子可以不蓋，東西可以不買，但孩子的書不能不念。”在陶橋村，供子女上大學的家庭，幾乎家家都有“春節舍不得買肉”的辛酸淚，每位成才學子的背后，都有父母“累彎脊梁攢學費”的苦支撐。

“一到該過寒暑假的時候，我的心就開始揪成一團，放假意味著又該交學費了。過了報到時間，孩子沒法上學可咋弄?”為供養三個孩子上學，陶永謙想盡了一切辦法，找親戚朋友、銀行貸款……最困難的時候，親戚朋友借了個遍，還欠下三十多萬元。但不管生活如何困難，陶永謙從來沒動過讓孩子輟學的念頭，想的仍然是“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上學”。

在村里，不只陶永謙，陶俊國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陶俊國共培養了2個博士1個碩士，為了供孩子們上學，夫妻倆在街頭擺攤賣饃夾菜，家里的房子至今都沒翻修。三個孩子都是穿親戚的舊衣服長大的。孩子上中學時有一雙十幾元的運動鞋，破了就拿去補補再穿，最后連修鞋的都說實在沒法補了，才不得不扔掉。

“我們掙的每一分錢都供孩子讀書了，有好幾個春節都沒吃過肉。”陶俊國回憶說，好在那段艱苦的日子熬過來了，而貧窮和苦難對孩子們來說也是一筆財富。“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陶橋村人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這句話。

反哺>>

走出去的那些人，致富不忘拉鄉鄰

“每年一到寒暑假，村里就開始熱鬧起來。大學生們開始言傳身教，在敬賢堂為村里小學生講學習的好處，激發學生們的學習熱情。”陶文博告訴記者，這些年走出去的大學生都很關心家鄉的變化，利用假期回來的時間為村里出謀劃策，積極為村里想辦法。

為了挖掘該村大學生人才的優勢，陶橋村專門建立了敬賢堂(亦稱“鄉賢館”)，把歷年考上大學的大學生和在外成功人士分別做成英才榜和鄉賢榜，每個人配上照片和簡短事跡陳列在敬賢堂，供村民學習參觀。

“敬賢堂開館之際，申進賢為村里無償捐贈了小楷唐詩三百首百米長卷，牡丹長卷等作品，價值百萬余元。”陶文博說。在政治生活館開館之際，陶秋陽也為村里捐獻了蘇東坡上下赤壁賦拓片、篆書留余等非常寶貴的書畫作品。

“陶橋村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也得益于走出去的這些人‘反哺’。”據介紹，早在1998年，村民陶新社就出資十萬元為陶橋村鋪設了村里的第一條柏油路。而以陶文鵬為例的一批成功的自主創業者，也紛紛招募村民到其在外地所辦企業就業。

溯源>>

“崇文重教”久傳承，民風一直很淳樸

“早在1941年的時候，村里就辦起新式私塾學校。在當時，全縣也沒幾家像樣的辦學機構。”陶文博說，一直以來，陶橋村都推崇‘孔孟之道’，特別是對儒家思想中“崇文重教”尤為看重并力行之。

“之前在一些村莊，‘讀書無用論’很盛行，‘輟學-打工-結婚-生育-打工’好像是農家子弟的宿命。但在陶橋村，從來沒有學生中途輟學。”陶永謙說：父母千方百計供孩子們讀書，孩子們也渴望通過知識來改變命運，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陶橋村的學生在校沒有違紀現象，反而在學習上時刻“比學趕幫超”。

“‘重教啟智，耕讀傳家’的傳統，在陶橋村已經沿襲了一二百年，這也是陶橋村走出這么多大學生的根源。”分析起村里出人才的原因，陶永謙說，陶橋村歷史上就重視教育，很多農戶都是詩書世家，這也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陶橋村的民風一直很淳樸，從來沒出現過罵街斗毆的事兒，也從沒發生過一起刑事案件。”村民們告訴記者，在這種生長環境的熏陶下，陶橋村逐漸形成了“攀比學生”的風氣，聲名遠揚的“大學生村”遂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