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斯坦福大學教務長佩西斯·德雷爾(Persis Drell)宣布將對斯坦福大學出版社進行大規模資金削減，取消每年170萬美元的補貼，而這將威脅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生存。消息傳出后，校內外的大量學者和學生對這一決定進行了譴責和抵制。壓力之下，4月30日，教務長宣布將暫緩這一計劃，承諾2020財年將繼續向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提供一次性資助。但她希望，出版社能找到一種“可持續”的“財政模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未來依然充滿未知數。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不是第一個受到沖擊的出版社。今年4月，肯塔基州通過一項削減高等教育經費的預算，兩所主要州立大學將削減多達2400萬美元的經費，許多項目可能不得不終止，包括肯塔基大學出版社，因為它將失去所有來自州政府的補貼。

這些事件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對于大學出版社經營狀況的討論，學界一致對于取消大學出版社的財政補貼表示憤怒。他們為什么會對削減一家大學出版社的補貼感到憤怒？美國的大學出版社面臨什么困境？

美國大多數大學出版社依賴補貼

和大多數出版社一樣，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依賴來自大學的補貼。據報道，大學出版社協會的執行理事彼得·伯克利(Peter Berkery)稱，約80%的大學出版社從其所附屬的機構獲得補貼，平均約占預算總額的15%。如果沒有這筆額外的資金，出版社將不得不大幅削減業務，有些甚至可能不得不關閉。相較許多學術出版社而言，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圖書銷售額已經很高。它每年出版約130本書，在中東研究、猶太研究、商業、文學和哲學領域享有聲譽，每年的圖書銷售額約500萬美元，但它并不能完全自負盈虧，仍然需要來自大學的財政支持。

從2016年起，斯坦福大學每年向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提供170萬美元的補貼，但教務長佩西斯·德雷爾(Persis Drell)認為，斯坦福大學的捐贈基金低于去年預期，因此需縮減預算（實際上捐贈基金超過260億美元，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排名第四），因此拒絕出版社延長補貼的申請。她認為，這筆錢用在研究生獎學金上可能更為合適。

德雷爾的這一決定泄露后，來自斯坦福大學的數千名學者去信表示譴責，不少人表示憤怒，《高等教育紀事報》發表評論稱為斯坦福大學感到羞恥，它“已經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該評論認為，預算緊縮與“無力支付”不同，在這樣一所資金充裕的大學，緊縮是“一個低劣的借口”。《國家》雜志也發文稱世界上最富有的教育機構之一請求縮減預算，這顯然是虛偽的，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所獲得的補貼只占大學63億美元年度預算的一小部分，甚至只相當于斯坦福大學的足球教練大衛·肖(David Shaw)在2015年獲得的150萬美元加薪。斯坦福大學教師等人發起的請愿書質疑稱，斯坦福大學體育部每年的凈成本有6700萬美元，似乎并不能自負盈虧，那么，為什么當學校的其他機構也不能盈利時，卻要選擇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來應用所謂的“商業模式”呢？

1929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工作人員，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反對者認為，教務長的這一決定并不公正。在一封抗議信中，他們質疑，為什么德雷爾不與出版社以及其他教員討論這一削減開支的決定，這顯然違反了共同治理的規范。

此外，斯坦福大學不愿意授權出版社籌措獨立于大學的捐贈基金也引發了反對者的不滿。據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榮譽理事格蘭特·巴恩斯（Grant Barnes）透露，他曾建議大力籌措資金，但遭到了拒絕，斯坦福大學的最高管理層認為出版社應該自負盈虧。

事實上，一些大型出版社擁有大量的獨立捐贈基金，這些捐贈基金與它們所在大學的捐贈基金是分開的，如哈佛大學出版社、耶魯大學出版社和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

此外，并非所有大學出版社都面臨相似的境遇。如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擁有一家成功的圖書發行公司，能夠為其他更學術的項目提供資金。牛津大學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吸引普通讀者的書。此外，一些大學出版社靠出版學術期刊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而學術期刊反過來又為他們的圖書出版提供了資金。但對于大多數大學出版社而言，它們更多地只是出版學術書籍，也很少能發行銷量巨大的學術期刊。

學術出版社該不該以利潤為導向？

但反對者最為憤怒與擔憂的問題在于大學出版社的盈利問題。《國家》雜志指出，學術出版物有時會盈利，但與行業出版物不同，它們并不是為了追求利潤而存在的，它們不能也不應該以利潤為驅動進行競爭。

《國家》雜志的這番評論點出了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爭議的核心，即大學出版社有什么意義，是否應該以追求利潤為導向。從美國學界和媒體的討論來看，他們認為大學出版社不應以商業為導向。

發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評論《大學出版社不應該盈利》就認為，大學出版社需要補貼的根本原因是它們的目的與意義就不在于盈利。該評論認為，大學出版社的意義在于出版能夠拓展人類知識的出版物，但這類對科學、藝術或歷史做出重大貢獻的書可能只能吸引到少數專家、學者類讀者。這類能夠促進許多領域進步的作品應該被歸類為公共產品。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圖片來自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網站

美國大約有4200所高等教育機構，它們依靠大約140家學術出版社來確保最嚴格的同行評審和最專業化領域研究的發表，不少評論認為，這是大學教育使命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David Palumbo-Liu認為，大學出版社及其出版的書籍，是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應受財政或政治因素的限制。如果遵循市場邏輯，出版社將只出版有利可圖的書籍，研究者將只寫有利可圖的論文，這是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直接打擊。

斯坦福大學終止對其出版社的資金支持，也讓不少人看到人文學科受重視程度的下降。《國家》雜志的評論就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后，促進批判性思維的人文學科在全國各地都遭受了壓力，因為大學已經將資金轉向更實用、更專業的領域。該評論認為，此次事件體現了近幾十年來困擾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勝利，這種邏輯將人文學科和科學研究置于企業價值觀之下。而這一邏輯并不局限于美國。在過去20年里，學術研究的量化和貨幣化在各大洲蔓延開來。政治也在影響學術出版。譬如去年匈牙利政府對性別研究的威脅，巴西極右翼總統賈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對哲學和社會學資金的削減，賈爾·博爾索納羅聲稱這些學科是所謂左翼聯邦大學的根據地。

該評論認為，盡管斯坦福大學的決定并沒有體現如此明顯的意識形態，但它似乎也認同博爾索納羅的觀點，即教育必須“立即產生投資回報”。它對大學出版社補貼的取消，似乎代表著技術官僚和資本對文化和知識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