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應《蛋殼來了》和《精雕細課》的邀請,從今天開始,我來講一下新東方的成長歷程。講這個歷程,一方面是對新東方25周年做一個整體上的總結和回顧,同時也對新東方未...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應《蛋殼來了》和《精雕細課》的邀請,從今天開始,我來講一下新東方的成長歷程。
講這個歷程,一方面是對新東方25周年做一個整體上的總結和回顧,同時也對新東方未來的發展進行思考。另外一個原因,也是給在教育、培訓領域工作的朋友們,提供一點經驗上的幫助。整個的課程叫做《新東方成長歷程》,今天我們來講第一講。
第一講 初出茅廬
第一個題目,緣起,我為什么會離開北大?
首先要講一下出國,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以前,中國人民幾乎是不允許出國的,1980年以后逐漸開放。我記得我1980年到北大的時候,中國學生還幾乎沒有出國的,但是到了1982年,我的大學同學,就有離開北大、跑到國外去讀書的先例了,原因是他的阿姨叔叔都在國外,愿意資助他。到了1984年的時候,我大學的同學,就有女生開始跟老外談戀愛,并且嫁給老外了。
這個是當時我們對外面的一點感知,我們是英語專業,允許讀西方的書,允許看一些西方的電影。同時我們開始跟外國人有了直接的接觸,比如說,我們北大英語專業,就有兩個外教在教我們英語。
那個時候還不算是出國潮,我記得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們全班同學進行了一次沒有準備的托福考試,當時老師只是抱著一種玩的心理,說你們考著玩一玩,所以我們就參加了托福考試。我記得我當時考了520分,而托福滿分應該是673(分)或者677分。
緊接著從大學畢業后,我們全班的所有同學,幾乎都分配到了國內的各種崗位,從政府機關到中學、大學老師,也沒有幾個人出國的。
到了1986年以后,突然中國就興起了出國的熱潮。到了1988年的時候,我身邊的朋友,就開始一個一個地出國。我就發現,如果我只是留在北大,一直教書教下去,如果沒有出國去進修深造的話,我也會在未來的世界中間失去機會。
所以到了1987、1988年的時候,我開始自己準備出國考試,包括考了托福、考了GRE。我本身是英語專業畢業的,所以對我來說,托福考試相對比較容易,復習了兩個月以后去考,就考到了673分,在當時也是非常高的分數。因為當時跟我一起考的同一個英語專業的老師,只考了大概是580分。
緊接著就考GRE,對我來說難度就比較大,因為我的數學相當于是零分水平,所以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對數學還有GRE邏輯題的復習上面,最后考出來分數不算是特別高,但是我的詞匯分考得相當不錯,大概在700分左右,滿分是800分,因為當時中國學生的平均分只能考到大概是400分到500分,所以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這樣考完了托福和GRE之后,剩下來的本來就應該是精心地準備出國,我大概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聯系了二三十所美國的大學,當時我對幾個領域感興趣,一個是比較文學,還有一個是國際關系,那么就沿著這些專業聯系了這些學校。
本來到了1989年的時候應該是努力地跟大學聯系,并且保證自己能夠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當時美國給中國學生發的獎學金依然非常的少。
由于沒有獎學金,最后我就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說我不得不靠自己掙錢到美國去讀書。
由于出國考試已經考過了,這個也沒事干了,就等著第二年繼續聯系美國的大學。同時我還在北大繼續教書,但是在北大的教書,相對來說比較輕松,教的都是原來你教過的內容,每個禮拜只要上8小時課,剩下的時間就都是我自己的,就有了自己出去掙錢的想法。
(90年代俞敏洪課后為學生答疑解惑)
所以在1989年的時候,我就開始參與一些培訓機構的托福、GRE的教學工作,因為當時在北大拿的工資比較少,靠北大的工資,想出國留學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一教以后,大概每個月就有了一兩千塊的收入,比北大的工資高出了差不多十倍。這一點給了我一個啟示,就覺得如果去參加培訓班的教學,會使我來錢更快。
但是后來又因為參加培訓班,覺得來錢還不如自己開班快,所以在北大,我就成立了一個托福班。這個托福班實際上是沒有人和證照的,當時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辦證照,而且我當時還是北大的正式老師。但是招學生并不難,一個是因為我還在北大當老師,第二個是打著北大的名義在招生,所以就有了大概二三十個學生來上課。
當時我的學生還回去幫我貼廣告,所以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老師和學生的開班聯盟。這件事情給我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發現原來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自己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南方人有做生意的天性,從我家鄉江陰現在有接近五十個上市公司就可以看出來。
但是這帶來一個后遺癥,因為你沒有證照,所以做事情就不能光明正大去做。當時北大也在開托福班,這是北大英語系老師的業余收入,由于我這一開班,那個托福班的學生就會減少。所以北大的領導就找我談話,說你這樣不行,因為你是北大的老師,你不能跟北大搶生意。
后來跟北大領導就發生了一些爭執,爭執的結果導致了和北大的沖突。由于領導權是在他們手里,所以最后給了我一個行政記過處分。處分放在北大當時著名的三角地,貼了整整一個月,高音喇叭也播了大概是一個禮拜,直接導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名,大家就會知道我,說:“誒,你看那個就是被處分的老師。”而且當時有一些學生上了我的課,認識我了,所以很有意思,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本來我還是想在北大留著的,當時我的理想實際上就是出國留學,比如說到國外讀了博士以后,回來繼續在北大當一個老師,因為對我來說,每天早上讀讀書,未名湖邊散散步,是一個蠻舒適的生活。當時我也已經結婚了,所以比較圖安定。
但是突然發現,我被處分以后,很多東西都落了下風,比如說北大要分房子,就輪不到被處分的。北大要派人出國進修,也輪不到我。他們就會說,“你看,某某某都沒處分,跟你同樣的資歷,他都沒出國進修,怎么能輪到你呢?”然后發現,在這個系統中,你被處分這件事情將給你造成莫大的影響——至少是在那段時間,甚至是終生的。
這給我帶來一個想法,既然我在北大已經落了下風,同時在北大也就那點工資,如果我離開,自己出去教書的話,首先拿的錢就會比北大多很多,而且我再開班的話,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給我處分。所以就直接導致了我做出一個決定,與其在北大過得不如意,還不如主動辭職離開。
所以在1990年,我就向北大提出了辭職,用一輛三輪車,從宿舍拉上所有的家當,離開北大,到外面租了一個房子。當時國內還沒有什么公寓房可以住,所以就租了一個農民的房子,這個地方在北大的西邊,叫做六郎莊,到今天“六郎莊”這個名字還在,但這個村莊已經被拆掉了。所以就這樣毅然地離開了北大,這是整個新東方故事的緣起。
所謂初出茅廬,就是離開了北大的大門。但也是真正離開了北大的保護,才有了后來自己事業的不斷前行,才有了新東方翻天覆地的發展,才有了我今天坐在這兒給大家講課!
中國有句話說“人挪活,樹挪死”,離開北大的時候,我內心還有很多的凄涼,今天看來,那個凄涼是沒有必要的,也就是說,你是離開一個讓你感到極其安全的舒適區,走進了風雨之中,就像歌詞所說的,風雨之后才能見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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