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應《蛋殼來了》和《精雕細課》的邀請，從今天開始，我來講一下新東方的成長歷程。

講這個歷程，一方面是對新東方25周年做一個整體上的總結和回顧，同時也對新東方未來的發展進行思考。另外一個原因，也是給在教育、培訓領域工作的朋友們，提供一點經驗上的幫助。整個的課程叫做《新東方成長歷程》，今天我們來講第一講。

第一講 初出茅廬

第一個題目，緣起，我為什么會離開北大？

首先要講一下出國，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以前，中國人民幾乎是不允許出國的，1980年以后逐漸開放。我記得我1980年到北大的時候，中國學生還幾乎沒有出國的，但是到了1982年，我的大學同學，就有離開北大、跑到國外去讀書的先例了，原因是他的阿姨叔叔都在國外，愿意資助他。到了1984年的時候，我大學的同學，就有女生開始跟老外談戀愛，并且嫁給老外了。

這個是當時我們對外面的一點感知，我們是英語專業，允許讀西方的書，允許看一些西方的電影。同時我們開始跟外國人有了直接的接觸，比如說，我們北大英語專業，就有兩個外教在教我們英語。

那個時候還不算是出國潮，我記得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們全班同學進行了一次沒有準備的托福考試，當時老師只是抱著一種玩的心理，說你們考著玩一玩，所以我們就參加了托福考試。我記得我當時考了520分，而托福滿分應該是673（分）或者677分。

緊接著從大學畢業后，我們全班的所有同學，幾乎都分配到了國內的各種崗位，從政府機關到中學、大學老師，也沒有幾個人出國的。

到了1986年以后，突然中國就興起了出國的熱潮。到了1988年的時候，我身邊的朋友，就開始一個一個地出國。我就發現，如果我只是留在北大，一直教書教下去，如果沒有出國去進修深造的話，我也會在未來的世界中間失去機會。

所以到了1987、1988年的時候，我開始自己準備出國考試，包括考了托福、考了GRE。我本身是英語專業畢業的，所以對我來說，托福考試相對比較容易，復習了兩個月以后去考，就考到了673分，在當時也是非常高的分數。因為當時跟我一起考的同一個英語專業的老師，只考了大概是580分。

緊接著就考GRE，對我來說難度就比較大，因為我的數學相當于是零分水平，所以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對數學還有GRE邏輯題的復習上面，最后考出來分數不算是特別高，但是我的詞匯分考得相當不錯，大概在700分左右，滿分是800分，因為當時中國學生的平均分只能考到大概是400分到500分，所以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這樣考完了托福和GRE之后，剩下來的本來就應該是精心地準備出國，我大概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聯系了二三十所美國的大學，當時我對幾個領域感興趣，一個是比較文學，還有一個是國際關系，那么就沿著這些專業聯系了這些學校。

本來到了1989年的時候應該是努力地跟大學聯系，并且保證自己能夠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當時美國給中國學生發的獎學金依然非常的少。

由于沒有獎學金，最后我就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說我不得不靠自己掙錢到美國去讀書。

由于出國考試已經考過了，這個也沒事干了，就等著第二年繼續聯系美國的大學。同時我還在北大繼續教書，但是在北大的教書，相對來說比較輕松，教的都是原來你教過的內容，每個禮拜只要上8小時課，剩下的時間就都是我自己的，就有了自己出去掙錢的想法。

（90年代俞敏洪課后為學生答疑解惑）

所以在1989年的時候，我就開始參與一些培訓機構的托福、GRE的教學工作，因為當時在北大拿的工資比較少，靠北大的工資，想出國留學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一教以后，大概每個月就有了一兩千塊的收入，比北大的工資高出了差不多十倍。這一點給了我一個啟示，就覺得如果去參加培訓班的教學，會使我來錢更快。

但是后來又因為參加培訓班，覺得來錢還不如自己開班快，所以在北大，我就成立了一個托福班。這個托福班實際上是沒有人和證照的，當時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辦證照，而且我當時還是北大的正式老師。但是招學生并不難，一個是因為我還在北大當老師，第二個是打著北大的名義在招生，所以就有了大概二三十個學生來上課。

當時我的學生還回去幫我貼廣告，所以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老師和學生的開班聯盟。這件事情給我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發現原來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自己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南方人有做生意的天性，從我家鄉江陰現在有接近五十個上市公司就可以看出來。

但是這帶來一個后遺癥，因為你沒有證照，所以做事情就不能光明正大去做。當時北大也在開托福班，這是北大英語系老師的業余收入，由于我這一開班，那個托福班的學生就會減少。所以北大的領導就找我談話，說你這樣不行，因為你是北大的老師，你不能跟北大搶生意。

后來跟北大領導就發生了一些爭執，爭執的結果導致了和北大的沖突。由于領導權是在他們手里，所以最后給了我一個行政記過處分。處分放在北大當時著名的三角地，貼了整整一個月，高音喇叭也播了大概是一個禮拜，直接導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名，大家就會知道我，說：“誒，你看那個就是被處分的老師。”而且當時有一些學生上了我的課，認識我了，所以很有意思，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本來我還是想在北大留著的，當時我的理想實際上就是出國留學，比如說到國外讀了博士以后，回來繼續在北大當一個老師，因為對我來說，每天早上讀讀書，未名湖邊散散步，是一個蠻舒適的生活。當時我也已經結婚了，所以比較圖安定。

但是突然發現，我被處分以后，很多東西都落了下風，比如說北大要分房子，就輪不到被處分的。北大要派人出國進修，也輪不到我。他們就會說，“你看，某某某都沒處分，跟你同樣的資歷，他都沒出國進修，怎么能輪到你呢？”然后發現，在這個系統中，你被處分這件事情將給你造成莫大的影響——至少是在那段時間，甚至是終生的。

這給我帶來一個想法，既然我在北大已經落了下風，同時在北大也就那點工資，如果我離開，自己出去教書的話，首先拿的錢就會比北大多很多，而且我再開班的話，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給我處分。所以就直接導致了我做出一個決定，與其在北大過得不如意，還不如主動辭職離開。

所以在1990年，我就向北大提出了辭職，用一輛三輪車，從宿舍拉上所有的家當，離開北大，到外面租了一個房子。當時國內還沒有什么公寓房可以住，所以就租了一個農民的房子，這個地方在北大的西邊，叫做六郎莊，到今天“六郎莊”這個名字還在，但這個村莊已經被拆掉了。所以就這樣毅然地離開了北大，這是整個新東方故事的緣起。

所謂初出茅廬，就是離開了北大的大門。但也是真正離開了北大的保護，才有了后來自己事業的不斷前行，才有了新東方翻天覆地的發展，才有了我今天坐在這兒給大家講課！

中國有句話說“人挪活，樹挪死”，離開北大的時候，我內心還有很多的凄涼，今天看來，那個凄涼是沒有必要的，也就是說，你是離開一個讓你感到極其安全的舒適區，走進了風雨之中，就像歌詞所說的，風雨之后才能見到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