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唐曉敏教授長期關注語文教育與學習，并為此撰寫過大量文章，以下五篇文章精選其新浪博客，希望這些文章，能給大家學語文、教語文一些啟示。

語文學習只需一本書

很偶然地在網上看到，有人談到自己閱讀《資治通鑒》的經歷，說：《資治通鑒》絕對是對我影響非常大的一本書。2001年3月，我跟同學閑聊古今中外，竟然扯到了《資治通鑒》。他說他家有三大本，我要的話，可以借給我。在這之前，我只看過語文課本上選的《赤壁之戰》。我當時沒想什么就借來看了。

那一年春天，我的時間全部花在這部書上。我連課都顧不上了。我當時還真是看不懂。只好硬著頭皮看下去。我讀白話文的速度很快，一個小時100來頁沒有問題，而我讀《資治通鑒》，一個小時勉強只能讀20來頁。可見當年的水平有多差。后來因為功課一退再退，而且馬上高三了，我不能再這樣持續的讀課外書了，我也沒有把這本書讀完。只讀了一大本，也就是停在三國時期。

這應該算是我讀的第一部國學名著。讀那本書，我的文言文水平提高了非常多，視野也大大地開闊了。

他說：“讀那本書，我的文言文水平提高了非常多”，我非常相信這一點。讀過《資治通鑒》的三分之一以后，文言文水平不可能不提高。而且我還相信，不僅是文言文的閱讀能力會大大提高，白話文的閱讀乃至寫作能力也同樣會大大提高。

實際上，語文能力的培養，就是這樣簡單。好好地讀一本有分量的好書，甚至是好好地背誦幾十篇好的古文，也就有了閱讀與寫作的能力。黃藥眠回憶自己當初的語文學習時講：他讀小學，讀的都是古文，《滕王閣序》《進學解》《赤壁賦》等等。“在這個高等小學讀了三年以后，我的古文寫作基本過關”，“可以說，我的寫作的基本功，在縣立高等小學已完成了。”　

為什么現在卻這么“麻煩”：讀書讀了十年，十幾年，閱讀與寫作能力仍然很差？主要原因是學習不得法。

古人學習語文，直接面對的是篇章。今天，我們斤斤計較的是“字”、“詞”。我們總是認為，篇章的基礎是“字”、“詞”，因為文章是“字”、“詞”組織起來的，所以，要學好文章，就需要打好基礎，于是，我們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字、詞的積累、分析與研究上了。于是，我們指導學生積累字詞，讓他們掌握各個詞的基本含義、引申義……考試主要也是考這些。

這是上了語言學家的當。

。而且，這一過程恰恰又是進一步理解字詞的過程。就是說，必須是通過文章閱讀、背誦，才能掌握字詞。這就好比是，鍛煉身體，固然也表現為肌體的細胞的健康，但我們不能是一個一個地“鍛煉細胞”。　

實際上，許多有識之士早就看出這個問題。周谷城先生就說過：我們要知道，識字量不是用識字的方法所可以增加的。因為字不是單獨可以識的，如此識法，即使識了，未必能讀書看報。我還記得，在中學時代，因學英文，會把一部字典從頭到尾讀得爛熟，但是遇到了生字，還是不懂，反而愈弄愈糊涂了。因為一字一義的極少。任何字的真意義必須看他的上下文而定，所以就是已識的字，換了一個新的位置，也許意義與所識的大不相同。

他還說道：我們可以說，識字不是文字教育的基本，而且識字與讀書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的兩種心理過程，甚至于會相互沖突。因為讀書重了解意義，識字往往斤斤于形音的認識。讀書時太重形音，則讀不快，甚至于不易獲得全篇意義。反過來說，一篇文中或一本書中有若干字不識，只須大意可懂，盡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識更不重要，技術字的形記的清楚，也情有可原。

“一篇文中或一本書中有若干字不識，只須大意可懂，盡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識更不重要，技術字的形記的清楚，也情有可原”，這是非常高明的讀書方法，今日的學生，若果真這樣讀書，哪怕是只讀一本有分量的好書，也就可以獲得不錯的閱讀寫作能力。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這樣做，閱讀與寫作的能力是有了，但無法應付語文考試，因為現在的語文考試，幾乎是專找那些你可能“不識”的字、詞來出考題。

語文學習的“大鉆石”與“小破片”

古人學習語文，沒有現在意義上的教材。當時，認識了兩千來個漢字之后，就是讀書。而且，老師也不講解。書讀多了，意思自然懂得。

現代語文教育，有了課本。但上個世紀前期，雖有課本，學生的語文學習卻不以課本為限。許多人還是讀書、讀整本的書。而且，這也是當時許多人的主張。

如胡適就明確說過：單靠七八十篇的古文選本，決不能教到什么成績。古文讀本的大病就是沒有興趣，沒有系統，所以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像《漢高祖斬丁公論》，實在是毫無意思。我說與其讀《范增論》，不如看《史記》《項羽本紀》，給他們一些有系統有趣味的材料。像《史記》《漢書紀事本末》一類的大部書，讓他們自己去摸索，應該有更好的成績。我們從前念書也沒有什么人教，差不多完全是自己暗中摸索出來的。

教育家陶行之也是這樣認為的，他說：中國的教科書，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課教幾個字，傳授一點零碎的知識。學生讀了一課，便以為完了，再也沒有進一步追求之引導。我們讀《水滸》《紅樓夢》《魯濱孫漂流記》一類小說的時候，讀了第一節便想讀第二節，甚至從早晨讀到夜晚，從夜晚讀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氣讀完了才覺得痛快。

中國的教科書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沒有這種力量。有人說，中國文人是蛀書蟲。可是教科書連培養蛀書蟲的力量也沒有。蛀書蟲為什么蛀書？因為書中有好吃的東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書如同吃蠟，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連蛀書蟲都養不成！

叔本華曾說：“一顆大的鉆石如果打得細碎的話，這些小破片價值之總和，無法和它原本的價值相比擬；一支龐大的軍隊，若把它分成若干小部隊，則威力必大減，發生不了什么作用。同樣，偉大的精神，若使之中斷、攪亂、破壞或轉向，它和普通精神已無任何差異。”

這并非就書本與“課文”的關系立論，但書本與“課文”的關系卻也如此。整本的書就是“大鉆石”，課文就是“小碎片”。

多年以來，我們的學生接觸的不是“大鉆石”，而只是“小破片”。這是目前語文學習的最大的問題。

中國傳統語文教育不教“字詞”

近百年的語文教學，其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字詞教學”。為此，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古人是怎樣做的呢？簡單說，古人，也包括上個世紀前期家塾的語文教學，基本沒有“字詞教學”。

古人讓孩子讀書，并不講其中字詞的“意思”。字詞的“意思”,兒童是在大量讀書的過程中自然懂得的。

對此，趙元任講過：“從前所謂‘念書’就是念書，先生不一定講，學生也不一定懂，真是‘讀書不求甚解’，可是過了一陣，甚至過了多少年，書里的意義漸漸地明白了。”

鄧云鄉也說：傳統語文教學也有“講”，但是這個“講”，現在的讀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講解詞句意思，這是靠熟讀背誦當中自然理解，老實說是不必講的。明清兩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謂“講書”“開講”，都是講《四書》中的每一句話如何發揮，如何寫成一篇八股文。

對此，周振甫說得更明確、更細致。他寫過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們怎樣學習古文”，文章用“立體的懂”概括傳統語文教育不講“字詞”的特點和優點。他說道：不論唐代人或是近代人，他們從小就能讀懂古文，不僅會讀，還會寫古文和舊體詩。為什么現在人讀懂古文會成問題呢？這當跟讀法有關。我曾經聽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先生講他小時的讀書。開始讀《四書》時，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師是不講的。每天上一課，只教孩子讀，讀會了就要熟讀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課，再教會孩子讀，讀熟背出。到了節日，如陰歷五月初五的端午節，七月七日的乞巧節，九月九日的重陽節，年終的大節，都不教書了，要溫書，要背書。

如在端午節把以前讀的書全部溫習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終，要溫習一年讀的書，全部背出。因此，像梁啟超的“六歲畢業《五經》”，即六歲時已把《五經》全部背出了；所以他“九歲能日綴千言”。因此，《唐才子傳》里講的“六歲善辭章”，“七歲能賦詩”，也就不奇怪了。

我向政協委員張元善老先生請教，問他小時怎樣讀書的。他講的跟章錫琛先生講的差不多，他說開始讀時，對讀的書完全不懂。讀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貫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體的懂”，它關鍵就在于熟讀背出，把所讀的書全部裝在腦子里。假如不是熟讀背出，把所熟讀的書全部裝在腦子里，讀了一課書，記住了多少生字，記住了多少句子，這只是“點線的懂”。記住的生字的點，記住的句子是線。點線的懂是不夠的。因為一個字的解釋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關系而有變化，一個字在不同的結構里會有不同的用法，記住了一個字的解釋和一種用法，碰到這個字的解釋和用法有變化時就不好懂了。

把一部書全部讀熟就不同了，開始讀時不懂，讀多了漸漸懂了。比方讀《論語》，開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4次，當讀到十幾次“仁”字時，對“仁”字的意義漸漸懂了，當讀到幾十次、上百次對“仁”的意義懂得更多了。因為熟讀背誦，對書中有“仁”的句子全部記住，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記住，對于“仁”因上下文的關系而解釋有變化也罷，對有“仁”字的詞組因結構不同而用法有變化也罷，全都懂了，這才叫“立體的懂”。

可以說，周振甫已經把道理說得非常清楚了。甚至，學習過漢字的日本人也有這方面的經驗。如日本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湯川秀樹講自己小時學習漢文典籍的經歷時，就說：入小學以前，就學了中國的各種古典，其實只是跟在祖父的后面吟誦，開始當然是不懂，但奇怪的是，雖然沒有人教，后來竟也似懂非懂了。

我們常常給孩子講字詞的意思，也就是“解詞”。其實，有經驗的外國教育家也早就知道，解詞教學徒勞無益。俄國的文學家也是教育家的托爾斯泰，自己的經歷體會道這一點，他說：我們應該承認，最近兩個月來我們不止一次地對此作了實驗，每次學生都表現出強烈的厭惡，這證明我們所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通過這些實驗我才確信，解釋詞和詞語和言語的意義，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對天才的教師也是如此，至于平庸的教師所喜愛解釋的“好多就是不小的一大群”之類的解釋就更是不必說了。解釋一個什么詞，比如說“印象”這個詞，你不是在要解釋的詞的位置上加進另一個也不懂的詞，便是加進一系列像該詞一樣不明白其聯系的詞語。

總之，學習語文，關鍵是多讀文章；文章讀得多了，特別是能夠將這些文章背誦下來。其中字詞的意思自然就能夠懂得。一時不懂，慢慢也肯定能夠懂得。

我們的語文教學，之所以少慢差費。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們的孩子沒有多少時間讀書，這些時間都用到“字詞教學”上了。實際上，我們若是讓孩子多讀書，這些書籍的字詞本來是早就可以認識、掌握的。

語文學習，須讀“閑書”

近百年來，語文教育的一大問題的過于重視“教科書”，以為學習語文就是學習這些教科書中的“課文”。而實際上，這些課文沒有多大的意義。真正有意義的，是讀“閑書”，主要是讀整本的小說。

五四時期，胡適就積極倡導通過閱讀小說來學習語文，說道：“按良心說，我們的成績完全是從《三國演義》《水滸傳》《新民叢報》等有系統有興味的文章得來的。”

葉圣陶早年也主張讀整本的書，主張用整本的教材做國文教材。他認為：單篇短章的教材將使學生眼花繚亂，心志不專，仿佛跑進熱鬧的都市，看見許多東西，可是一樣也沒有看清楚。并且讀慣了單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范圍之中，魄力也就不大，遇到了大篇，將會望而卻步。如以整本的書為教材，雖然在短短數年讀不了幾部，但卻可借此養成讀“書”的習慣和能力。葉圣陶說的整本的書，主要也是小說。因為他說到：很有些人是因為“偷空看了《三國演義》”而獲得了寫作能力。

陶行知也主張閱讀小說，他反對只學教科書，認為語文的教科書沒有什么用處，不如讀小說：中國的教科書，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課教幾個字，傳授一點零碎的知識。學生讀了一課，便以為完了，再也沒有進一步追求之引導。我們讀《水滸》《紅樓夢》《魯濱孫漂流記》一類小說的時候，讀了第一節便想讀第二節，甚至從早晨讀到夜晚，從夜晚讀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氣讀完了才覺得痛快。中國的教科書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沒有這種力量。

余冠英也說：“我想大家都曾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凡是寫作和欣賞能力較高的學生都是愛看‘閑書’的。他們正因為多看‘閑書’才提高了寫作和欣賞的能力。教本和教師的力量都不如‘閑書’（我們自己學國文的經驗也可以印證。）”

季羨林小時候也非常愛看“閑書”。他說：在我讀小學時，小說被稱為“閑書”，是絕對禁止看的。但是，我卻酷愛看“閑書”。高級的“閑書”，像《紅樓夢》《西游記》之類，我們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們專看低級的“閑書”，如《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小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封神榜》等等。

他認為，正是這些水平并不高的“閑書”，培養了他的寫作能力：我覺得，我由文言文改寫白話文而絲毫沒有感到什么不順手，與我看“閑書”多有關。我不能說，每一部這樣的“閑書”，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筆。但是，一般說來，文章都是文從字順，相當流利。而且對文章的結構也十分注意。

其實，西方人也是這樣。如盧梭在《懺悔錄》中就講：我母親留下了一些小說，吃過晚飯我就和父親讀這些小說。起初，父親不過是想利用這些有趣的讀物叫我練習閱讀，但是不久以后，我們就興致勃勃地兩個人輪流讀，沒完沒了，往往通宵達旦。一本書到手，不一氣讀完是決不罷休的。有時父親聽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難為情地說：“我們去睡吧，我簡直比你還孩子氣呢。”

他說，這種方法，不久便使他“獲得了極端嫻熟的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的所謂第八次語文課改，看上去轟轟烈烈，但實際上改革非常有限。還只是在“教科書”的框子里轉。而且，已經編出的幾套高中教科書，實際上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除了選篇稍有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樣，原因很簡單：教材都得送同一個專家組評審，都只能接受這一專家組的意見，原本有些特色的，也必須將特色“清除”，否則是不能通過的。這樣的改革不是改革。

若能讓學生用大量的時間閱讀小說，通過閱讀小說快速地獲得了閱讀能力、理解能力和寫作能力，這才是真的改革。

當然，語文高考也得變。不變，大家縱然懂得閱讀小說有千般好，也還是不敢讀小說。

當年的文史大師怎樣學語文？

二十世紀前期，雖然已經有了西式的學校教育，但當時的語文教育是“雙軌”或“復調”的，特別是許多有文化的家庭，主要仍然是采用傳統的語文教育方式。

傳統語文教育大致是這樣：前一兩年是識字教育；用一年或兩年時間，讓兒童認識兩千左右漢字之后，就開始閱讀經典。讀的范圍，包括儒家經典“五經”及《論語》《孟子》等，到南宋朱熹將《論語》《孟子》與《中庸》《大學》編在一起之后，兒童往往先讀《四書》，一般是先讀《論語》，再讀《中庸》或《大學》，最后讀《孟子》。《四書》讀完，再讀“五經”。

王運熙講：“我五六歲時，他（父親）即教我念一些唐代絕句，引起我對古詩的愛好。我在九歲時初小畢業，父親叫我留在家里在他指導下學習，以讀古書為重點。這樣一直到15歲進高中前后五六年時間里，我先后讀了“四書”、《詩經》、《尚書》、《左傳句解》、《史記》（選本）、《楚辭》、《古文觀止》、《六朝文挈》、《古文辭類纂》等文史古籍。父親略做講解，主要讓我自己誦讀，每篇誦讀數十遍，達到能背誦或接近背誦的程度。這樣學習，開始時囫圇吞棗，不懂的地方很多，感到枯燥，往后理解能力逐步提高，大體能懂，就深感興趣了。”

現代文學理論家敏澤曾這樣講過：“我從五，六歲進入私塾，一學就是五年。進入私塾之后，首先要學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待這兩種蒙童讀物讀爛、背熟之后，接著就進入了《四書》《五經》的學習。依次為《論語》《孟子》《中庸》《大學》《詩經》《尚書》。對于古書的學習都是要求從頭至尾背得爛熟之后，才可以丟掉不讀，開始一種新古書的誦讀的。”

程千帆先生所接受的也是這樣的教育。他跟伯父學習，后來回憶說：“我們伯父對我們要求很嚴，雖然我們只是十幾歲的少年，但學習的起點很高。他認為當時一般私塾常讀的書如《古文觀止》等都是俗學，而教我們的則是為打好國學基礎的一些經典著作。因此，我當時作為正課就讀了《詩經》《左傳》《論語》《孟子》《通鑒》《文選》《古文辭類纂》等書（顯然不可能全然了解）。此外，還泛覽了許多書籍，甚至像呂坤的《呻吟語》、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家訓》、袁枚的《小倉山房尺牘》之類，也認真看過。每天寫大小字、作日記，每周作文，也有嚴格規定。”這是非常嚴格的正規的古典訓練。

不難看出，與當時的學校語文教育相比，私塾教育有其突出的優長之處，這就是高質高效。私塾教育所選的都是第一流的作品。程千帆的伯父教他的時候，所選的教材是《詩經》《左傳》《論語》《孟子》《通鑒》《文選》《古文辭類纂》等書，這些著作，現在大學中文系學生也不是都讀過。敏澤就說到：“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并且給我終生留下的難以磨滅影響的語文和文化教育。這五年私塾所學到的東西，說實在的，比后來的正規大學中文系四年所學的東西都要多。”這是符合實際的。

從學習方法說，古人的做法是，先不求理解，而是利用兒童記憶力強、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強調背誦記憶；讓孩子記憶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在讀熟了許多篇章之后觸類旁通，并隨著自身的成長，對所學內容漸漸地自然理解。這是非常富有智慧的做法。對此，敏澤這樣說：“童蒙時期的心靈，像一張純凈無塵的白紙。他在此時所習所學，常常永生刻在他的心靈上，與他的生命相始終。

盡管早年我所背誦過的東西，并不是我能夠理解的；但由于兒時的記憶特強，這些背誦過的東西到后來隨著知識的增長和理解力的提高，以往不理解的東西理解了，并且像刻在心上一樣忘不了，可以爛熟于心地背誦，這對我后來的學術研究工作，真可以說是受用無窮。”

應該承認，兒童接受這種教育的當初，并不一定都喜歡，但對將來確有重要意義。

接受私塾教育并不意味著拒絕學校教育，許多家庭是將私塾教育與學校教育結合起來的。這又有幾種不同的情況。

一是先讀私塾，后進學校。如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童年時在家里接受教育。他的父親是一位受傳統文化深刻影響的私塾先生，朱光潛從六歲到十四歲一直追隨父親學習。十五歲開始去讀了小學，讀了半年高小，便升上了桐城中學。程千帆在家學習數年之后，也考取南京金陵中學讀書。霍松林四歲時，他的父親即教他背熟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識字課本。接著循序漸進，從《論語》開始，熟讀群經諸子和歷代詩文名篇，并作對聯、詩、詞、散文。在家中讀書直到12歲，他父親才送他到新陽小學接受現代教育。

二是一邊在學校就讀，一邊讀私塾或家塾。如宋史專家徐規回憶說，他幼年入鶴浦小學學習，同時在父親指導下，“課余熟讀《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四書集注》《古文觀止》等書；點讀《御批通鑒輯覽》，日寫大字數紙，寒暑不輟；閑暇時，瀏覽《水滸》《三國》《紅樓》《西游》《聊齋》等小說。”再如，著名古代園林專家陳從周十歲進入一所美國人開的教會小學上學，但他母親為了讓他有中文功底，卻將他托付了一位老先生，讓他學習古文，他每天放學后要讀古文，陳從周將這種學習生活叫做“洋學堂外加半私塾”。

第三種情況比較特殊，是上“洋學堂”與讀私塾交錯。如王運熙五六歲時，他的父親即教他讀唐詩，后來上了小學，但小學畢業之后，父親又讓他留在家中，指導他重點學習古文。他用四五年時間先后讀了《四書》《史記》《左傳》《詩經》《楚辭》《古文觀止》等古書。再后來他又上大學學習。

歷史學家蒙默的父親是著名學家蒙文通，他為了讓蒙默接受古典的訓練，竟不時“打斷”他正常的學校學習生活。蒙默講他接受教育的過程時說，他大學畢業已經25歲，原因是，他父親接受的是清代書院的經驗，以讀經為主，強調自學，提倡抄書、點書、做札記。“因此，他總認為，在新學制下學生讀不到應該讀的基礎書，所以他總是不時地要我輟學來補讀。”

以上關于唐曉敏教授語文教育與學習的五篇精選文章，希望能給大家學語文、教語文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