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 圖據東方IC

　　北大120年·北大人

　　開欄語

　　5月2日，在五四青年節和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校慶日即將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北京大學考察。

　　習近平強調，堅持好、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續奮斗。廣大青年要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肩負起國家和民族的希望。高校要牢牢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任務，堅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是我們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奮斗中變為現實?！?/p>

　　2018年5月4日（今天），恰逢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校慶日，讓我們走近北大人，感受北大“守正創新，引領未來”的校風。

　　▲北大迎來建校120周年校慶　　圖據東方IC

　　成府路正對著北京大學東門，人們來往熙攘，北京城“書蟲圈”里有名的萬圣書園、豆瓣書店，也都位于這里。有個笑話流傳多年：在成府路上扔饅頭，砸中的10個人當中，有9個是北大人。

　　5月2日上午，紅星新聞記者與陳佳洱相約在成府路上的北京大學物理學院見面。83歲的老先生從居住的藍旗營出發，步行了一刻鐘到達，沒有車輛接送，沒有人員陪同——令人想起十余年前，老先生擔任北大校長之時，在校園內獨自騎著自行車到各系了解情況的畫面。

　　陳佳洱說，“我并沒有把自己當校長。”

　　▲陳佳洱　　圖據東方IC

　　陳佳洱有過很多頭銜，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校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英國物理學會特許會員、紐約科學院院士……

　　他在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間擔任北大校長，但他說：“我當校長不合適，我是一介書生?！?/p>

　　他自認“不合適”，但也說，“我要對得起‘北京大學’這四個字。至少在我這一任上，能夠朝著符合北京大學的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他任職期間，適逢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

　　當北大校長那幾年，陳佳洱的工作重心是推動學科建設、引進學術人才，“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學科建設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出一些在世界范圍內起引領性的教學、研究成果，學校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

　　2004年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職務上退休后，陳佳洱再未擔任過任何實質性的行政職務，但直到今日，耄耋之年的陳佳洱還在從事科研、指導博士生的論文，“研究沒有做夠?！蹦呐略趽伪贝笮ｉL時，行政事務擠壓教學、科研的時間，他也從未停止給北大學生授課。

　　陳佳洱認為，現在的北大，仍舊缺乏能夠引領未來的學術人物和成就，“北京大學應該成為一個更好的大學，只有這樣，才能在圓‘中國夢’上，盡到北京大學直接的責任。”

　　在陳佳洱看來，北大最好的傳統，仍是五四時期積淀至今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陳佳洱仍然心系這個他駐留了半個多世紀的校園，“希望北大能夠繼續繼承那些精神傳統和學術傳統。”

　　▲北大120周年校慶之際，陳佳洱在北大物理學院接受紅星新聞專訪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談個人求學經歷“要為國家、為民族搞科學”

　　紅星新聞：您是中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能不能談談您是如何走上科學研究道路的？

　　陳佳洱：我的父親陳伯吹先生是兒童文學作家，但是他對科學也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從年輕時就一直追求進步。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把他對科學的熱愛傳遞給我，用跳舞的紙片小人教我摩擦生電的原理。他還經常帶我去看電影，《居里夫人》《發明大王愛迪生》……

　　看完《居里夫人》后我很受觸動，居里夫人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下，發現了鐳元素。父親對我說，“你要像居里夫人一樣，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蔽揖瓦@樣慢慢培養了崇尚科學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紅星新聞：所以您是在父親的啟蒙和熏陶下，開始了自己的科學研究之路？

　　陳佳洱：我對文學也一直有興趣，但我最終“棄文從理”，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系。

　　我是1934年在上海出生的，1937年上海淪陷，我小時候上學路上，每次經過日軍的崗哨，都要被迫向日本人行禮，還要學日文，學日本規定的教科書。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從小就覺得，我以后要為國家、為民族搞科學，只有這樣，國家才會強盛起來，民族才會有前途。

　　紅星新聞：在那么小的年紀，您是怎么實踐自己“為國家、為民族搞科學”的夢想？

　　陳佳洱：我在上海的一所中學讀書，校長、老師們當時都很重視數理化。那時候我對無線電特別有興趣，和幾個同學一起成立了一個“創造社”，翻譯一些國外的科學文章，發表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物也叫《創造》。我們還自己動手做無線電收音機、擴音器等。中學畢業那一年，學校里做廣播體操的擴音器就是我們“創造社”自制的。那一年我15歲，還不到16歲。

　　紅星新聞：之后就是考大學？當時有想過要去北大嗎？

　　陳佳洱：我是1950年考的大學。當時主要是想去兩所大學，一所是上海交通大學，離家近，也是很好的大學，另一所就是北京大學，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講的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所有的青年學子都向往的一所大學。

　　但是我父親的幾個朋友對我父親說，建議把孩子送到東北老解放區去鍛煉一下，近距離感受革命精神。當時東北老解放區有兩所比較好的大學，一所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一所是大連大學。我聽說大連靠海，風景好，就報考了大連大學。

　　紅星新聞：在大連大學有什么比較深刻的記憶嗎？

　　陳佳洱：剛進大連大學時，年紀很小。有一次我削蘋果把手弄破了，去醫院掛號，護士一看我還沒滿16歲，就給我掛了“小兒科”。后來被同學們知道了，班上的一些同學就調侃我，管我叫“小兒科”。

　　在學校，我是物理課代表，物理實驗做得比較好。我們物理實驗課的老師是應用物理系的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他是我的恩師。他向工學院的院長建議，培養工程技術人員，如果沒有理科的底子，視野和思維都受限制，所以就成立了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由他來擔任系主任。

　　我還記得，從大連大學校門出來，走到一個勞動公園，公園里樹立著一塊“勞動創造世界”的石碑。我至今都記得很清楚，“勞動創造世界”這六個字對我的沖擊太大了，我從那時起就想，我要做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2012年12月5日，湖北武漢，原北大校長陳佳洱教授　　圖據東方IC

　　談與北大結緣

　　“對北大的第一個印象，校園真漂亮”

　　紅星新聞：您什么時候去的北大任教？

　　陳佳洱：1952年底，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我就去了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后來改名為吉林大學。我遇到了我的老師朱光亞先生，他的業務功底非常好，對我一生的科研影響最深。

　　1955年，中央決定實施“兩彈一星”戰略。當時北京大學要建立“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培養原子能人才。朱光亞老師也被調去參與組建工作。我當時已經留在東北人大了，沒過多久，我也被調到北大，協助建設物理研究室。

　　▲1953年，朱光亞老師（右）對陳佳洱進行口試　　圖據中國教育報

　　紅星新聞：所以您從1955年開始，就在北大任教了？

　　陳佳洱：當時是擔任助教?！氨本┐髮W物理研究室”是當時中央委托錢三強的近代物理所，協助教育部建立的，主要的任務是培養核科技人才。我們當時只跟北大校領導單線聯系，對廣大的北大師生都是保密的?！氨本┐髮W物理研究室”是位于中國科學院里面，不在北大校園里。其實那幾年，我一直都沒有進過北大校園。

　　紅星新聞：您當時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陳佳洱：我當時主要是負責招生工作。一開始招北大、復旦和武漢大學等高校的三年級學生，經過一年的訓練，就送到核工業的科研院所和工廠工作。當時之所以成立“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是因為在那些年，前沿的科學技術、教學研究，都是在北大首先展開的。

　　我們招的這些學生當中，后來產生了7個院士?！氨本┐髮W物理研究室”是“兩彈一星”戰略中的一環，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之下，我們想的就是，一定要造出原子彈，為國家爭這口氣。

　　后來，我們覺得這樣訓練一年的教學質量還不夠高，就開始從本科新生中選拔。1958年后，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后來改名叫技術物理系。我也就“正式”地成為了北大的教員，走進了燕園。

　　紅星新聞：對燕園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陳佳洱：北大成立了原子能系后，我騎著自行車去北大。一到燕園，看到未名湖、博雅塔，看到一棟又一棟的四合院，非常典雅。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哇，這校園真漂亮。

　　▲1964年，陳佳洱在英國盧瑟福物理研究所做研究 圖據中國教育報

　　紅星新聞：您后來被派到英國訪學？

　　陳佳洱：在北大的時候，我做了一個電子感應的加速器，在學術界有些影響，因此還被選作第二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給我頒發了獎章。1963年，有個到英國擔任訪問學者的機會，北大推薦了我，我就去了牛津大學，在那里學習了兩年半，直到1966年初回國。

　　我在英國期間，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當時看到電視上打出一行字，“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蔽疫€不敢相信，專門跑到大使館去確認。第二天，我到餐廳吃飯，一下子就變成了“明星”，很多英國人都圍著我問這問那，因為我是中國人。

　　作為核物理研究人員，可以說，“兩彈一星”戰略也有我小小的一份“功勞”。在那一刻，在國外覺得挺揚眉吐氣的。

　　▲陳佳洱當年在英倫，照片拍攝于1964年我國駐英代辦處附近，從左至右為張友尚、陳佳洱、楊士林和許振嘉。圖據上海畫報-東方IC

　　談北大校長經歷“北大無小事，當年硬著頭皮當校長”

　　紅星新聞：回到北大之后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陳佳洱：上世紀70年代末我回到了北大技術物理系，擔任教研室主任。就是上課、搞科研，沒什么別的事，本職工作還是一個科研學者。印象最深的是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錢三強先生讓我負責全國低能加速器研究規劃的制定。

　　1984年從教研室主任直接提升為北大副校長，分管外事、科研。我也覺得有些奇怪，我不清楚自己怎么就當上了副校長。

　　紅星新聞：擔任北大校長，您當時的感受是怎樣的？

　　陳佳洱：1996年校長要換屆了，教育部派人來，讓北大的中層干部民主推薦校長，結果我排在第一。但我自己沒給自己投票，我推薦周光召，他剛從中國科學院退下來，如果他來當校長，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有機結合肯定會做得更好。

　　教育部找我談了三次話，我每一次都是推薦周光召先生。一方面我怕耽誤自己搞科研的時間，另一方面，北大作為中國高校的招牌，從中央到地方，全國老百姓都盯著北大，“北大無小事”，當北大校長壓力太大了。但是組織上已經決定了讓我來當，我也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去當這個北大校長。

　　剛當上校長時，我的心情特別緊張，晚上根本睡不著覺。我知道自己和蔡元培先生這些老校長相比，無論是在學術成就、人格魅力還是行政能力上，都差得太遠。我其實也沒有多少行政工作方面的經驗，說真的，這個校長不好當。

　　我一直都反復地說，我當校長不適合，我是一介書生，沒有這個能力。我本身沒有多大的能耐，都是機遇使然。但既然硬著頭皮當了，我想，我要對得起‘北京大學’這四個字。至少在我這一任上，能夠朝著符合北京大學的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

　　紅星新聞：您做了哪些工作，來使北大“朝著符合北京大學的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

　　陳佳洱：我當校長時已經62歲，從1996到1999年，總共當了三年半。主要的工作重心就是，推動學科建設、引進學術人才。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學科建設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出一些在世界范圍內起引領性的教學、研究成果，學校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

　　為了促進學科之間的交融，我還提議成立若干學部，比如，人文學部包括文、史、哲等系，社會科學部包括經濟、管理學院和法律等系，理學部包括數學、物理和化學學院等，信息與工程學部包括信息、計算機等，后來還成立了醫學部。

　　我一直認為，文科學生應當具備理科的素養，理科學生也應當具備文科的素養。所以在我的任上，我還推動了課程交叉，規定文科學生至少修4個理科學分，理科學生也至少有4個文科學分，因為這些打基礎的階段真的太重要了。

　　▲1998年6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給學生們上基礎課。 圖據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工作室

　　紅星新聞：有一張您在北大校園騎自行車到各系去的照片廣為流傳，還登上了雜志的封面。很多評論說您是一個“親民”的校長，您怎么看？

　　陳佳洱：在北大校園內，騎自行車到各個系去，是最方便的出行工具，總不能到哪兒都開著車過去吧？當時我年紀還不是太大，還能騎得動自行車。我也有配車，但都是去外面開會的時候用。在學校里，我還是騎車。

　　至于說我是“親民校長”，我自己并沒有把自己當校長，甚至從水平上來講，我并不配當北大的校長。

　　▲陳佳洱騎自行車的照片曾經登上雜志封面 圖據網絡

　　談“北大精神”“北大學生，好多都不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紅星新聞：有人說過，現在的大學、包括北大培養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些年來，社會各界也有一些批評和質疑之聲，您怎么看？

　　陳佳洱：“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個在哪兒都有。但起碼在我所了解的范圍內，北大的學生大部分不是這樣的。北大學生熱愛祖國、獻身科學、服務人民。對北大的批評和質疑，我覺得恰恰是社會各界對北大的期望所在。也得實事求是，大家對北大不滿意，如果說的有道理，就要想辦法改進。

　　紅星新聞：北京大學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好的高校之一。有意思的是，在武書連2018中國綜合實力大學排行榜中，北大位于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之后位列第三。您怎么看待這種排名？

　　陳佳洱：斯坦福大學很有名，又締造了硅谷，為什么只排在第四？斯坦福大學校長說，把這個排名忘了吧，我們斯坦福大學有斯坦福大學的文化，我們斯坦福大學有斯坦福大學的傳統，不管它排第幾名，斯坦福就是斯坦福。

　　把“斯坦福”換成“北大”也是一樣。北大有北大的文化，北大有北大的傳統，這份文化和傳統，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很流行以論文發表數量來評判大學的質量，我也不太贊同。論文數量當然要看，但不是最重要的，還是得看這個學校，有沒有引領性的學術人才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