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受害者們近兩年的聯名投訴、當事人審查以及處理程序,2022年4月22日,校方向投訴者通報,涉事人員(Quentin Rouxel)已違反3項校規:尊嚴和尊重政策、親密關系披露政策以及員工使用社交媒體政策。
2020年8月4日下午13時,從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已一年的蘇蘇午休醒來,久違地在校園郵箱發現一封匿名郵件,標題是“Truth hurts”(真相殘酷)。
這封只有短短幾句話的郵件,讓蘇蘇意識到,自己異國戀的男友Quentin,在法國波爾多有一個交往十年之久的女朋友,同時還在愛丁堡大學“玩弄”別的亞洲女孩。而郵件的發送者,正是這場“戀愛騙局”的另外兩位受害者:在愛丁堡大學就讀的印尼女孩和中國女孩。
蘇蘇沒有預料到,這封郵件將開啟她和多位“戀愛騙局”受害者近兩年的聯名投訴,投訴的對象是她們共同的“男友”——愛丁堡大學信息學院博士后、研究助理Quentin Rouxel。
其中一位“戀愛騙局”受害者小緣介紹,“據我們掌握的線索來看,受害者至少有10人,都是在愛大的女性亞裔學生,其中1位是印尼籍,剩下的都是中國人。”
經過受害者們近兩年的聯名投訴、當事人審查以及處理程序,2022年4月22日,校方向投訴者通報,涉事人員(Quentin Rouxel)已違反3項校規:尊嚴和尊重政策、親密關系披露政策以及員工使用社交媒體政策。
當地時間5月14日,愛丁堡大學信息學院副院長Frank Keller向投訴者通報稱,依據處分程序,涉事人員已不再為該校工作,此后將從嚴審查該校實施的員工培訓政策。
截至發稿,Quentin本人及其實驗室共事者尚未就此事回應。
愛丁堡大學、實驗室官網Quentin Rouxel個人簡介
藏在交友軟件里的“狩獵”
蘇蘇在交友軟件Tinder上劃到Quentin時,是2018年秋天,她剛進入愛丁堡大學讀碩士。
“我的人類奴隸的服務還不錯——我的機器人主人。”這是Quentin在Tinder上的自我介紹。簡介還顯示,Quentin 25歲,法國波爾多人,目前在愛丁堡大學擔任研究人員。
第一次約會時,Quentin就向蘇蘇展示自己的機器人研究。蘇蘇認出,Quentin研究的正是 “全校最貴”的NASA Valkyrie機器人。
蘇蘇所在的學院與Quentin所在的信息學院樓相連,每天下課回家時,她總能從研究大樓窗外看到Quentin所說的NASA機器人。官網上顯示,該項目耗資200萬美元,不僅在英國獨一無二,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人形機器人之一。
蘇蘇在網絡上搜索過Quentin的簡歷,研究經歷都對上了,唯一有所出入的是Quentin的年齡——當時28歲的Quentin聲稱自己25歲,與蘇蘇年齡相仿。
在同校科研人員的身份背書下,蘇蘇高筑的戒心逐漸松懈。兩人關系日漸升溫,開始了正式交往。
每次約會的次日早上,Quentin總背著書包飛奔去實驗室,“顯得他工作量特別大”。后來蘇蘇才知道,這位“時間管理大師”很可能正趕著去見另一位女友。工作之余,Quentin常把機器人研究的影像發給蘇蘇。后來蘇蘇才知道,這些機器人的影像也被Quentin轉發給多位女友。
Quentin常向蘇蘇抱怨科研壓力,“導師給自己很多發表的壓力,博士后拿教職的競爭激烈,找到教職遙遙無期。”這使得蘇蘇對Quentin的學術身份深信不疑,同時,也不得不理解作為科研人員的戀愛壓力。
一年制碩士即將畢業,為了能留在英國,蘇蘇邊在語音芯片公司工作,邊嘗試申請Quentin所在學院的博士。申博失敗后,蘇蘇回了國,但依然保持著與Quentin的異國戀情,每天與他視頻聊天,期待申請到英國或歐洲的博士,盡早進入兩人規劃的生活。
直到2020年8月,蘇蘇收到那封“Truth hurts”為題的匿名郵件。
發給不同女性的NASA機器人。圖片來自受害者
第一次聯名投訴
2020年8月底,蘇蘇和匿名郵件背后的印尼和中國受害女生聯合,第一次向Quentin所在的信息學院遞交投訴信。
這封英文投訴信列出Quentin的四大違規行為:利用權力關系欺騙學生、物化和歧視亞洲女性、不對等信息下的同意屬于欺騙行為、存在潛在持續性捕獵行為。
在長達8頁的補充證據中,幾位投訴者列出Quentin在Tinder上相互矛盾的征友主頁、與多位亞裔女友的合照,以及聊天記錄中雷同的機器人研究影像。
蘇蘇和其他兩位投訴者希望,“這封信能替我們收拾Quentin”。她們也希望學校給予重視,能對Quentin做出警示,以“避免我們的故事重蹈覆轍”。
但接下來的一個月,校方除了對Quentin進行了一次問詢,并沒有做出實質處置。
2020年9月,蘇蘇收到信息學院院長的郵件,信中駁回了三位受害者的投訴請求。郵件稱,第一,經過調查,校方認為此事屬于員工的私人生活,學院無權干涉;第二,每位投訴者都是在自愿的情況下,和Quentin進入交往關系的;第三,針對投訴者陳列的四條違規行為,校方從Quentin那里沒有得到任何證據,因此并不成立。最后,校方為她們推薦了心理咨詢服務。
三位投訴者不能接受這一回復。蘇蘇形容校方的回復“就像是故意屏蔽了我們的證據”、“虛偽的學院和Quentin沆瀣一氣”,而幾位受害者的多日努力更是“拳頭打在了棉花團上”。
一位投訴者猜測,這件事情因為有了學院縱容Quentin,他一定會覺得自己得到了默許,說不定還會東山再起。
蘇蘇收到校方回復信的6天后,9月30日,Quentin在Tinder上改名換姓,再度活躍起來。這一次,他是法國科研工作者Guillaume,所屬單位是法國波爾多大學,工作是機器人學研究人員。
Quentin不同時期的Tinder主頁
“狩獵”仍在繼續
蘇蘇的故事仍在重復。
2020年10月,英國因疫情封城很久,愛丁堡大學學生小文的好友們相繼回國,只有她留守學校。在異鄉倍感孤獨的她,初次嘗試Tinder交友。
第一次見面,對面的法國青年Guillaume用了很長時間聊自己對研究有多熱愛、為什么選擇機器人學這一研究方向、行業前沿研究等等。甚至,他還會結合小文的專業研究方向,主動談起學科交叉等研究話題。
小文回憶,自己當時確實對科研人員抱有天然好感。“我有幾位從事科研工作的親友,此前接觸過的科研人員都非常溫和、真誠,所以在確認Guillaume模糊的‘科研人員’身份,并感知到他對科研的熱情之后,我對他的好感與信任確實增加了很多。”
在約會初期,Guillaume為小文量身訂做了一次“確定正式關系的正式表白”,這使小文對他和這段關系更加信任。
在與小文交往的同時,Quentin沒有停止“狩獵”其他亞裔女孩。
2021年3月,在愛丁堡大學讀研的小緣偶然結識了名為Guillaume的法國男子,對方稱自己在愛丁堡大學做研究。小緣稱,自己并不太會因為研究者身份放下戒心,但Guillaume給自己發的項目流程圖上,確實有愛大的logo,聊天中常見的實驗室照片,也讓她相信這位科研工作者在努力工作。
與此同時,地球另一邊的蘇蘇在投訴失敗后,將這段記憶擱置起來。直到2021年12月20日,蘇蘇嘗試把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以文字和播客形式發表在非虛構寫作平臺。
12月21日凌晨1點,小文讀到了蘇蘇被Quentin欺騙的遭遇,才意識到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小文郵件聯系了蘇蘇,告訴她,Quentin還在繼續行騙。
為了找到更多受害者,蘇蘇以“狩獵亞裔女性的法國男人”為題,制作了中日韓三語警示海報。12月23日,小緣在群聊里看到這張海報,腦海里閃過一個念頭:“這可能是正在和我約會的法國男子”。
小緣給“男友”發了消息,質問他“狩獵”亞洲女孩的事件。他回答“You already know”(“你知道了”),小緣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謊言之中”。
接著,小緣聯系了海報里的郵箱,認識了蘇蘇,并被拉到受害者群聊。她發現,Quentin在跟自己約會的半年多里,同時狩獵的還有至少三個人
中國面孔=完美受害者?
回顧這場“戀愛騙局”,小緣發現,目前所知的十余位受害者(部分受害者放棄聯名投訴)都是愛丁堡大學的女性亞裔學生,1位是印尼籍,剩下的都是中國人。
在這些亞裔女孩中,Quentin打造了不同的年齡和科研人設:在兩位對讀博有美好憧憬的女生面前,Quentin是25歲、“學業有成,頭腦聰明的成熟學者”;在已經讀博的女生面前,他是31歲、求職之路漫長的“苦命小學者”。
在戀愛過程中,幾位女孩在發現對方謊報年齡、行程后,總是不約而同地告訴自己,“要尊重對方的隱私”。
一位受害者曾問過Quentin,是否自知對亞裔女性有偏好,他說“我不清楚,或許有吧,但我不喜歡那種順從的日本女人。(I don’t like the Japanese obedient type of women)”另一位受害者質問Quentin 的亞裔女性偏好時,對方答“只交往過兩個,但都是白人”。
小文認為,Quentin正是利用亞裔女性對西方約會文化的陌生,以及亞裔女性在歐洲被孤立的脆弱心態,在約會前期假裝對受害女生認真傾聽、悉心照顧,增強女性對他的情感依賴。當女生開始完全信任依賴他之后,他就會玩消失、對受害者進行服從性測試。
再次發起聯名投訴
2022年1月28日,下午六點半,包括蘇蘇、小緣、小文在內的五位受害者向愛丁堡大學聯名投訴Quentin Rouxel。
投訴信及詳細證據遞出后,校方回應,由于Quentin是學校的雇員,事件將由校方HR團隊全權負責。2月中旬,兩位調查員(均為學校的教職工,其中一位是華裔女性)聯系了投訴者,并進行了問詢。
4月22日,校方向投訴者通報,涉事人員已違反三項校規:尊嚴和尊重政策、親密關系披露政策以及員工使用社交媒體政策。
然而,從2020年第一次投訴至校方對Quentin的違規通報期間,校方對其并沒有停職處理。
小文認為,校方當時的這種反應對狩獵者而言是極大的縱容。
收集舉證與校方的調查流程對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傷害極大,與此同時,這一程序給Quentin的回應創造了極大便利:他僅僅需要參加兩場會議、口頭回答幾個問題。
此后近三周,蘇蘇等受害者多次向校方詢問處理進展,但校方并未回復具體時間。
5月14日,愛丁堡大學信息學院副院長Frank Keller向投訴者通報稱,依據處分程序, Quentin Rouxel已不再為該校工作,此后將從嚴審查該校實施的員工培訓政策。
近兩年的投訴似乎有了個結果。
蘇蘇認為,中國留學生無論是從媒體、政治參與、權力意識、性別意識都和所留學的西方國家是非常不一樣的。“在投訴過程中,我不知道怎么去找支援自己的人。”
小文則認為校方的處理結果“很模糊”:即使學校稱他不再為愛大工作,但并不代表他的導師會放棄和他繼續合作項目,學校、實驗室官網和他正在參加的一個Fair-Space項目官網也并未消去他的名字。
小文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Quentin的中國導師Zhibin (Alex) Li在知曉第一次投訴的情況下,仍與他續簽合同,還共同參與了帝國理工大學的研究項目。因此她懷疑,“這次Quentin不太可能被徹底趕出愛丁堡”。
截至5月22日,愛丁堡大學、實驗室,以及Fair-Space項目官網仍能檢索到Quentin的個人信息,但信息并未顯示照片,Quentin本人及其實驗室共事者尚未就此事回應。
(本文出現中國女性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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