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里的導師和研究生到底是個什么關系？“一篇論文的關系”聽起來似乎薄情，但能做到這點，就是對學生的負責，也是對社會的負責。

　　每年三四月份研究生論文審讀定稿的時候，導師們的“吐槽”聲總是不絕于耳。這也難怪，平時看上去古靈精怪、口吐蓮花的學生，寫出來的論文卻是語言貧乏，詞不達意，疙里疙瘩，搞得師徒一起著急上火，寢食難安。幾經修改潤色，直到使論文在表面上“看上去挺美”，才敢長舒一口氣，定稿交稿，在焦慮中等待后續的評閱和答辯。經此“磨難”的老師，在感慨“帶學生很難”之余，也會發誓以后要“高標準，嚴要求”，在平日里就督促他們讀書寫文章，只是決心易下，執行挺難，等到下一屆來學生入學了，依然是放養為主，學生們呢，巴不得你想不起他來，放養的模式自由而快樂。

　　讀研這事確實挺苦，你得有研究的興趣和天賦，還要能坐得住冷板凳。只可惜現在的讀研成了延遲就業的“緩刑期”，且找工作時還可以因研究生的學歷而增強競爭力。所以考研的壓力也是越來越大。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是研究生復試的時節，學生們要參加各種面試筆試培訓班，還得到處打聽調劑的信息，而且現在是一人考研，全家上陣，陪考陪復試，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由此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種考研經濟。經歷了如此的艱難才獲得了讀研的入場券，到畢業時論文卻是那般難產，個中緣由，大概只能到“過程”中去找了。

　　俗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似乎是說成不成器，關鍵在于學生個人的努力。這話雖然不假，但也有點兒“師父”推卸責任的意味。就說寫論文這事吧。其實對于研究生來說，上過幾門課，成績多少并不是很重要，能不能畢業關鍵就是看論文寫得怎么樣。而對于平常練筆少，積累又不多的學生來說，要想寫出篇像樣的文章來著實不易。選題不易不說，即便選好了，因相關知識儲備不足，也無法使文章變得豐滿且言之有物。因此，博覽群書是必須的。

　　溫梓川先生是馬來西亞著名的華文作家，他的“朋友圈兒”里可都不是一般人，他和郁達夫、曹聚仁等交誼甚篤，和梁實秋、沈從文、徐志摩等亦過從甚密。在其《文人的另一面——民國風景之一種》里，溫先生記錄了他的老師馮三昧對他走上寫文字道路的引導。他說在馮的課堂上，曾寫了一篇小說，交給老師幾天后，老師約他去喝茶，并讓他看一個日本作家的小品。等溫看完后，居然發現他自己的小說和日本作家的文章很相似，不過這并不是抄襲的問題，而是碰巧構思或利用了同樣的題材。馮先生的教導是這樣的：“既然發現了自己的作品與人家的作品有巧合之處，那么作品大可以作廢了的，寫作要言人所未有才能夠代表你自己。以后，你至少要先讀完了一二百本外國小說才動筆，那么你就會知道你自己所要說的東西，有沒有人說過了，應該怎樣著眼于人家所未知的東西了。要從事寫作，絕對不能貪懶的。”

　　其實寫學術論文或學位論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發現別人不曾研究過的專題，然后做下去，才會有新意。所以準備寫論文的學生，至少也該讀幾十部本專業的經典。在法言法，法學的研究生自然應該去讀大量的法學經典。

　　當然，如果師父不僅是領進門，還督促你“修行”的話，即便資質平平的學生，也會學有所成。現在這樣的導師少了，但也并非沒有。前幾年有位年輕人在復旦讀古典文學的博士，她的導師已經70多歲。老先生要求他的學生每周見一次面，匯報上周都讀了什么書，有什么心得，下周準備讀什么，督促得緊著呢。博士生說她和同門師兄妹最怕的就是見導師，每次見導師前，有的會習慣性地肚子疼。他們那幾個學生，每天都會乖乖地早起，然后早早地坐到圖書館看書。這是因為她們的導師起的也很早，圖書館開門后，他就進去逛一圈兒，看到他的徒弟們都在，就滿意地回家；如果有誰沒在那里，他就會親自去宿舍敲門，直到把羞愧的大懶蟲叫到圖書館為止。像這樣負責任的博導還真是少見。一般的導師大多灑脫自由，學生們自然也樂得瀟灑，過得滋潤。只是這樣一來，三年以后的論文是個什么樣子也就能想象的出了。復旦的這位博士生，在平日里也不乏對嚴厲導師的抱怨，可是在成果頻出且順利畢業的時候，她對導師卻是萬分地感激。

　　大學里的導師和研究生到底是個什么關系？情同父子母女的要求有些偽善，亦師亦友尚能勉強。我倒是很贊同一位法學教授的看法，她說導師和學生就是“一篇論文的關系”。這話聽起來似乎薄情，不過，在今天這樣一個研究生批量生產的時代，做導師的若能督促學生靜下心來，好好地讀一些書，不必復制粘貼就能寫一篇有自己觀點，能被本專業領域專家認可的論文，順利地畢業，又能被用人單位痛快地接收，就已經是盡了導師的本分，能做到這點，就是對學生的負責，也是對社會的負責。